我的精神病妈妈红妮
我的妈妈叫俞卫玲，年出生，是缙云县三溪乡东俞村俞日兴烈士的长孙女。她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她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工作生活最顺心的时候。外公外婆的婚姻是由他们双方单位领导介绍而促成的。那时候外公在县公安局工作，外婆在人民公社工作。每当我问起妈妈的童年时光，外婆总说妈妈年幼时很风光很幸福。因为请了保姆带，而且保姆的工资是政府出的。而我却觉得得益者更大的是外公和外婆，对于妈妈来说，自己父母亲自陪伴才是最幸福的。时代风云变幻，时光斗转星移，谁也不曾料到，妈妈后来的人生会那么的波折和艰辛。
我外公英俊潇洒，小小年纪跟随担任中共处属特委东俞交通联络站站长和民兵队队长的父亲参加革命，做了地下党通讯员，解放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参加过 ，给军区司令做过警卫员，后来到公安部门工作，可好景不长，夫妻俩都被划成右派。我年幼的妈妈和大舅舅不得已托付给偏远的东俞村她奶奶照看，跟随奶奶生活多年，只上了三四年小学。妈妈十几岁后，外公外婆才结束外出漂泊日子回到东俞村务农。外公离开农村多年，体力明显不如人，儿女6个，一大家人生活非常艰难。由于食不果腹，外公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
我爷爷身材高大，是壶镇近郊沈宅村的屠夫，在生产队里杀猪卖肉。我奶奶非常能干，乐善好施。曾经同村有两位孩子重病没钱医治，奶奶主动借钱给孩子父母，让他们及时得到救治。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两位邻居还时常跟我爸提及当年借钱救命之情。奶奶年轻时参加工作组和外公认识，得知外公胃穿孔在山区就医不便，就邀请外公到家里来养病，好生款待。外公觉得爷爷奶奶一家人忠厚老实，就做主把我妈嫁给我爸。可临近爸爸妈妈结婚之时，奶奶因劳累过度，得了严重肺炎，不久过世。年初，我父母结婚，外公外婆给置办了不少精致的实木嫁妆。年底，我在爷爷的老宅里出生。随即，爷爷和爸爸分了家。那时候太穷，爷爷根本就没有任何房产或者用品给我爸妈，据说还分了一些债务给他们。我爸妈自己两人辛勤劳动，在村子里的溪滩边用石块搭了两间小房子，没有安装真正的门和窗。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的房子也一直都是这样子，用竹篾制作的破旧地垫当做门窗来挡风，冬天大雪天，雪花能从缝隙里挤进来。我弟弟妹妹都是在这个陋室出生的。我出生后，妈妈可能得了抑郁症，精神状况不大好，过后好转。年农历11月，我妹妹出生。次年5月，带我妈妈长大的东俞太婆突然过世，爸爸背着我，妈妈抱着妹妹连夜赶去奔丧，忧伤过度加上深更半夜赶山路受到惊吓，次日在灵堂上，妈妈精神失常了。妈妈不见好，爸爸省吃俭用送她去医院住院治疗，这样，抚养妹妹成了一个大难题。于是，外婆联系东俞临近村的一户杨姓人家收养了10个月大的妹妹。杨家夫妇婚后多年未育，对我妹妹宠爱有加，妹妹也算幸福。
妈妈后来康复了，又生了大弟弟。那个年代避孕措施做得不好，之后没多久妈妈又怀孕了，等肚子大了，自然被人发现了。那时候已经是年，计划生育工作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外公外婆也刚刚得到平反，恢复了往日的工作。我们家除了已经送人的妹妹，已经有一女一子，不允许再生育了。那时我5岁，依稀记得乡村计划生育工作组人员三天两头上我家。爸妈顶不住，只能同意去引产。这年农历年底，寒冬腊月，我小弟已经足月，计划生育工作组为完成任务依旧没有半点松懈，医院安排做引产手术。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下午，医院的引产针都已经开好了，妈妈在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怀里抱着大弟弟，手上牵着我，从医院里溜出来，带着我们去街上吃馄饨。在妈妈喂我和大弟弟吃馄饨的时间，计划生育工作组人员到处搜寻，可不知为什么，就是迟迟没找到我们。反正等他医院的时候，医院已经下班了。天佑我小弟，第二天工作组人员也放假过年了。这个事情暂且搁置。
年农历大年初四的凌晨，小弟出生了。因妈妈曾经得过间歇性精神疾病，当时做结扎手术的医生们一致认为不能给妈妈结扎，可乡领导坚持要妈妈去做结扎手术。他们甚至动员了我外婆，因为外婆也是其他乡镇的干部，也有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在重重压力之下，外婆迫于无奈也来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他们让爸爸妈妈2选1，要么爸爸去做结扎手术，要么妈妈去。当时许多农村百姓对结扎手术非常恐惧，担心身体受影响，担心劳动能力下降，爸爸妈妈也一样。妈妈觉得爸爸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不能结扎，所以她决定自己去。在小弟满月不久，妈妈就被带去宫前村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手术当场，妈妈大喊大叫，说要好好奖励施行手术的叶医生；住院期间，妈妈大声嚷嚷，就说头大起来了，头大起来了。至此，妈妈彻底疯了。经过交涉，县计划生育部门同意报销妈妈去医院的住院治疗费。可住院期间的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出的，这笔钱我家也很难支撑，并且家里有三个孩子，小弟嗷嗷待哺。所以，妈妈每次都是稍微好一点就出院回家了，没有坚持治疗。从此，妈妈没有完全康复过。好在爸爸当时身强力壮，很会干活，种田、打石头、杀猪样样在行。他白天替别人家干活，晚上自己家干活。妈妈住院期间，两个弟弟花钱请别人托管。我稍微大一点，则由爸爸自己带着。现在还依稀记得，那时候晚上爸爸早早哄我睡下，他再起床出去干活。由于有时醒来发现爸爸没在身边，所以睡觉时我的小脚都要压着爸爸的大脚，怕他跑掉。
我再大一点，妈妈的病情依旧时好时坏，但也还能勉强照看我们。妈妈不住院了，两个弟弟也不托管了，我们就由精神失常的妈妈带着。邻居们都记得，妈妈发病时候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扔进家门口的那些粪缸。还有，一旦有要饭人上门，妈妈就非常豪爽，把家里的米都给他们。我还记得，只要有外公外婆老家三溪的老乡到壶镇赶集，妈妈就会很客气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很滑稽的把家里一大袋的米给他们，说是让他们带到东俞给我外公外婆。可其实，外公外婆已经没在东俞住了。妈妈发病严重的时候，还会咬爸爸的手臂，咬住不肯松口，有时为了避免被咬，爸爸会用筷子把她的嘴卡住。有次妈妈端起桌子上的搪瓷碗，就像电影里飞盘一样的向爸爸砸去，没砸中爸爸，倒是直接砸在了我额头上……她很喜欢大声唱歌，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唱革命歌曲，让我实在听得受不了。因白天要上学，晚上不能不睡觉，我忍不住大叫，让她不要唱。她不听，我也会发火，也会骂她，妈妈就发脾气，总是拿扁担打我。我有时来不及逃跑，就抱着头，蹲在地上任她打。邻居多次从妈妈手上夺下扁担救我。不过，妈妈虽然疯，虽然经常口口声声地说，要用刀把我小弟给砍了，但是没有真的砍过。她其实非常重男轻女，不会打我弟弟的，虽然用扁担打我，但也不会把我往死里打。听妈妈老家的堂舅舅说，外婆以前也都是用扁担这么打妈妈的。年正月，更大的灾难来了。妈妈已经多年没有去外公外婆家了，外公外婆的新家在县城，她没有去过。那时我刚满20周岁，正月初八就出发去台州打工了。后来得知妈妈是正月十七由爸爸送上车，外公外婆在缙云县城车站接她。妈妈想在外婆那里待几天，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跟外婆发生了争吵。妈妈想走回自己家，然而身无分文的她不能坐车，也不会问路，就这样走丢了。那些年通讯网络没现在这么发达，路上也没监控，爸爸和舅舅、姨夫等人多天寻找未果，妈妈从此失踪。我当时在台州打工，他们没有通知我，直到半年后远亲来台州才把情况告诉了我。是我家大喜的年份。农历2月底，同村族人在丽水经济开发区发现了我妈的踪迹，打电话告知我邻居，邻居通知在外打工的我。我终于找回了失踪的妈妈。妈妈丢失这头尾8年时间，风餐露宿，靠垃圾堆里捡点吃吃，偶尔想避居人家屋檐下，还被人用锄头敲破脑袋，幸好命大，最终还能一家人团聚。这期间的艰辛，外人无从知晓，我也不愿再过多的去提及这些伤心往事。万幸的是，妈妈最终有幸能骨肉团圆。再见面时，妈妈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攻击性，只是傻傻的发呆或者傻笑。期间，我变化不大，两个弟弟已经从青少年变成了大学生，突然再见，妈妈都有点不敢相认。
如今妈妈儿孙满堂，孩子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远走他乡了。虽然妈妈慢慢的就不愿开口说话了，但从她看到孩子们回家的那种兴奋，我就知道，妈妈心里还是清楚的，她看着孩子们什么都好，心里应该是欣慰的。妈妈精神失常，这在村里是人尽皆知的。我们沈宅村民风好，就好在对待残疾弱势群体的态度，哪怕是妈妈偶尔会捣蛋破坏。很多邻居都对我们心疼和关爱，没有人欺负妈妈，更没有人叫她“颠人”，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玲玲”。妈妈失而复得那会儿，为了照顾她，我养了几只鸡鸭鹅，妈妈每天天没亮就去人家菜地乱摘苦麻菜等，村民们也大都没有责怪她。当时我好尴尬，想还给人家，可又不知道她是在哪家地里拿的。有的乡亲过来把菜拿回去就算了，也有的明知道却不说也不过来拿，就都救济给我们家了。还有次，妈妈把人家地里还没成熟的西瓜都给摘回来了，我觉得实在对不住人家，就每家赔了他们五十元钱。再后来，我就送妈妈去住院治疗了。每每想起村子里乡亲们对妈妈的关爱和包容，我都感动得落泪。这就是我对我娘家村特别热爱的原因，因为那里有一帮善良、热忱、大气、包容的好乡亲。精神病人家庭大都生活困难，家属的身心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妈妈的精神失常原因复杂，有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原因，有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计划生育结扎的惊吓。可这一切都过去了，不能怨天尤人，不能心生不满，计划生育干部也是执行国家政策，各方都有各方的难处。我们要心怀感激珍惜现在、面向未来，让往事恩怨都随烟散去。感谢为不幸的家庭辛勤劳动、加倍付出的爸爸！感谢给予我家关心、帮扶的亲朋好友和邻里村民！感谢曾经给予妈妈治病和弟弟上学资助的政府、社会及好心人！祝妈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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