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到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年，”她会说，“不，是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Memorial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其中包括柯林斯(AnneCollins)赢得总督文学奖的《沉睡房》(IntheSleepRoom)、马科斯(JohnMarks)的《寻找满洲候选人》(SearchfortheManchurianCandidate)、薛福林(AlanScheflin)与欧普辛(EdwardOptionJr.)合著的《心智操纵者》(TheMindManipulators)、波华特(WalterBowart)的《心智控制行动》(OperationMindControl)、托马斯(GordonThomas)的《疯狂之旅》(JourneyintoMadness)，以及温斯登(HarveyWeinstein)的《父、子与CIA》(AFather,aSonandtheCIA)，最后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精神科医师，他的父亲是当时卡梅伦的病人。
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的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次——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AirForce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Counterintelligence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W.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TortureandtheAmerican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Wills]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originalsinlessness]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治白癜风哈尔滨哪家医院好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