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治疗的开始。病人偶尔的在治疗的开始不能想出任何东西来讲，尽管他的生活史和疾病史都可以选择来讲。他们让我们要求他讲什么，这个要求在开始的时候绝对不能比之后的任何时刻更允许。我们必须记住这里涉及到什么。为了守卫神经症，一个强烈的阻抗来到面前；我们必须接受挑战并且去控制住它。分析开始就充满活力和反复的鼓励病人，不可能没有任何念头浮现在脑海；（告诉他）需要考虑的是阻抗对抗着分析，很快的迫使他进入分析，或者揭示出他的情结的片段。如果他宣称，当他正在听分析的基本原则时，他会做一个精神保留然而会保留这个或者那个给自己，这将是一个坏的信号；如果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对分析是多么不信任或者他听到的恐怖的事情，那么这不是严重的事。如果他拒绝呈现在他面前的这些或类似可能性，通过我们的坚持和承认，他不会忽视某些占据他脑子中的想法，这可以驱动他。他想到治疗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很清晰的定义关于它，或者他的头脑完全被咨询室的图片占据，他忍不住的想咨询室里的这些东西或者想他正躺在沙发上——所有这些，他都用一个词“什么都没有”代替。所有这些都足够聪明：每一个与当前情况相联系的事物都代表了对分析家的转移，它恰当的服务于一个初始的阻抗。那么我们被迫通过揭示病人的转移而开始；并且通过这条路，很快的进入病人的病理材料。女性使用过去历史中性侵犯的事件准备，男性用过分强烈的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做准备，这些都是最容易在分析的初期就遭受抑制的思想。
病人最初的症状或者偶然行动，就像阻抗一样，可能占据一个特别的兴趣，而且可能违背了一个掌控他神经症的情结。一个聪明的年轻哲学家，他有敏锐的审美感，在他躺下开始第一次分析前，他会很快的不断拉直自己的裤子。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同样的时刻，会快速的拉直裙子的褶皱一直到裸露的膝盖；通过这个，她泄露了分析将要揭示的要旨：她的心里审美中的自恋陶醉和她的出风头倾向。
有一大批数目的病人拒绝躺椅分析，而医生坐在他们后面的视线之外。他们要求用其他的姿势来进行治疗，大部分因为他们对医生在视线之外而感到焦虑。通常我们都拒绝他们，但是在真正的分析开始之前或者当我们指示分析结束而他们从躺椅上起来时，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说话。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分析划分成官方的部分和朋友的部分，在官方的部分中，他们大部分表现出受阻的态度（inhibitedmanner）；在朋友的部分中，他们自由的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分析家不能长期接受这种切分。他要记下病人每一次在分析之前和之后讲的，并且一有机会就提出来，摧毁病人努力建立的这种划分。再次，这个划分可能已经是使用转移——阻抗的材料组织到一起的。
只要病人的交流和想法一直进行而没有任何阻止，转移的主题就不应该去触及。转移作为整个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分析家必须等待，直到转移成为阻抗。
面对接下来的问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跟病人交流什么时候我们揭示病人观念中隐藏的含义？什么时候让病人进入分析的假设和技术性过程？
答案只能是：直到一个有效的转移在病人身上建立，一个合适的融洽。治疗的第一个目的仍然是将病人跟转移关联，让病人与医生关联。为了确保如此，什么都无需去做，只需要给病人时间。如果一个人（分析家）在病人身上表现出对强烈的兴趣，仔细的去除分析开始出现的阻抗并且避免任何错误，他（病人）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关联，将医生与某个人的图像相连，而他（病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人对待他的情感。如果从开始，就采用其他态度而不是支持的理解，比如说教，或者表现得像一个代理人或者竞争者，或者第三者，很可能这第一个成功就会丧失。
得出这个答案的过程涉及到一些必须受到责备的行为，那就是，尽可能快的给病人翻译他的症状，或者甚至在第一次面谈就当着病人的面给他一个解决办法，而且认为这是个成功。对于技术高超的分析家，在病人一系列的抱怨和他的疾病史中，识别病人秘密的愿望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种自鸣得意和欠考虑的描述一定是那些人的行为，他们在最短的认识内，告诉一个对分析的规则一无所知的陌生人，他跟母亲有乱伦的愿望，他秘密的隐藏着希望妻子死亡的愿望却表现的很爱妻子，他隐藏着想背叛导师的愿望，等等。我已经听到过一些分析家以这种阐明的诊断和表达治疗为自豪，但是我必须警告这些人。这些行为会完全的让病人不信任，而且会让病人对你造成最大的反对，不论你的猜测正确与否；事实上，越正确病人的反对就越强烈。作为一个规则，治疗不会有效果；但是病人对分析的阻止将会消失。即使在分析的后期，也绝对要小心的不要给病人任何对症状的解决办法或者愿望的翻译，知道他自己已经足够的接近它，他只需要很短的一步就能够达到它，为了自己能够获得这个解释。在早些年，我经常偶然发现对治疗早熟的解决很快让治疗结束，不仅仅因为突然唤起的阻抗，而且因为这个解决给病人带来的缓解。
但是此刻，反对立刻会提出。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延长治疗，还是让治疗尽可能快的结束？病人的疾病不是因为缺少知识和理解吗？我们的责任不是尽可能快的启发病人——也就是尽可能快的让病人知道这个解释吗？这个问题需要稍微离题一点，去探讨知识的意义和分析中的治疗机制。
确实，在分析技术的早期岁月里，我们采用了一个知性论者的观点。我们对病人忘记的知识给与很高的价值，而且我们几乎没能够区分病人的知识和我们的知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病人早期遗忘的童年创伤的信息，我们认为自己足够幸运了——比如，通过他们的父母或者护士或者引诱者本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获得；而且我们迫切的跟病人交流和校对这些信息，某种程度上期待神经症和病人的治疗很快结束。期待的成功没有来临，这是个严重的失败。病人现在了解他自己的创伤经验，他怎么能表现得就好像跟以前一样一无所知？确实，把压抑的创伤经验告诉他甚至一点也不能唤起他任何的记忆。
在一个特别的个案中，一个患有癔症的女孩母亲透露给我女孩同性恋的经验，并说它对女孩的攻击性固着有重要贡献。母亲对这个事情很惊奇；但是病人却完全忘记了，虽然在她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发生过。现在我能够更有指导性的去观察了。每一次我都重复她母亲的故事给她，但是她每次都通过癔症性的攻击来回应，过后她又再次忘记。毫无疑问，病人通过暴力的表达的一个阻抗，来反对强制给她的知识。最后，她让自己的心理变得虚弱，完全失忆，来对抗我告诉她的知识。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让病人了解这个观点，并且开始强调病人不愿了解过去的阻抗。意识的知识，即使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在对抗这些阻抗上一点也没有用。
病人奇怪的行为，在它本身能够联合意识上的对知道的一无所知。普通心理学对此仍然不能做出清晰的解释。但是，因为精神分析认识了无意识的存在，所以容易的解决了这个困难。而且，我们描述过的现象为心理过程拓扑差异的视角提供了最好的支持。病人现在意识上了解了压抑的经验，但是这个想法不能和某个位置发生联系——“压抑的记忆以某些方式存在”。直到意识的思想的过程达到这个位置并且克服压抑的阻抗，变化才能够发生。这就好像，政府颁布的命令，青少年的犯罪需要更宽大的处理。只要这个命令还没有传到地方，或者地方不打算尊从它，而选择自己的权利去管理，那么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管理就不会发生变化。然而，从精确性来考量，我们应该补充道，压抑材料和病人意识的交流不是没有效果的。它对病人症状的结束并不能带来什么希望；但是它会产生其他结果。首先，它唤起了阻抗，但是然后当阻抗被克服，就建立了一个思想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记忆的期待的影响最终发生了。
现在是时候来探索下治疗动力过程中力的作用了。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病人的痛苦和希望被治愈的愿望。这个动力的作用被各种因素所削减——直到分析开始进展，这些因素才被发现——最重要的是，通过被我们称作的“疾病的二次获益”；但是它(疾病的二次获益)必须被支持着直到分析的结束。每一个进步都是对它的减小。然而，通过它本身，这个动力并不足以去除疾病。要去除疾病，两件东西是缺乏的：它不能提供治疗的道路；并且它不能提供对抗阻抗的必要的数量的能量。分析性治疗帮助来修复这些缺陷。它提供能量的总量，来调动它们克服阻抗，这些能量是为转移而准备的；而，通过在恰当的时机给与病人信息，它向病人指示了能量导向的路径。经常，转移就已经足够移除疾病的症状，但是仅仅持续一阵子——跟转移持续的时间一样长。在这种情况下，治疗仅仅是建议的治疗，它跟精神分析毫无关系。只有当移情的强度被用来克服阻抗的时候,才可以称这种方法为精神分析，只有如此疾病才能消失，即使最后移情也消失，疾病也不会复发。
治疗过程中另外一个有利的因素被唤起。这就是病人对知识的理解和兴趣。但是，相比治疗中涉及到的其他力量，这个独立力量根本不能纳入考虑；因为它总是处在丧失其价值的危险中，它总是处在来因为阻抗的目的，而去判断的阴云中。那么，力量的新的来源将被减小到转移和指示（通过交流给他的），然而，病人只能在转移的引诱下使用转移病人只能尽可能远的在转移的引导下利用指令；因此，直至一个强烈的转移建立起来之前，我们都拒绝跟病人交流。补充的是，这个保留着接下来的每个交流。在每一个个案中，我们都必须等待，等到连续出现的转移——阻抗产生的转移的干扰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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