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荣格著，周朗、石小竹译
选自《文明的变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
未来将给我们带来什么？自远古以来，这个问题就在人类的心中挥之不去，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历史来看，当人们在物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处于困顿之时，他们便怀着迫切的心情充满希望把目光投向未来，这时也是各种期盼、乌托邦式的理想以及关于世界末日的幻象甚嚣尘上之时。比如说，我们会想起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期人们对千年至福的期盼，或者想起第一个千年结束时西方所发生的精神嬗变。今天，第二个千年即将走向终结，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各种关于宇宙毁灭的世界末日的意象再次大行其道。“铁幕”所象征的那种分裂把人类分为两大阵营，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氢弹开始引爆，或者如果黑暗的国家专制政体在精神和道德上笼罩着整个欧洲，我们的文明，人类本身，将会怎样？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一威胁掉以轻心。在西方，到处都有少数人蠢蠢欲动，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下，他们时刻准备煽风点火。除非人口中那个相当聪明、心理稳定的阶层运用批判的理性，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到处蛊惑人心。我们不要高估这个阶层的厚度。这要看民族的性格，各国都不尽相同。而且，它在各个地区也依赖于民众的教育程度，它受到那些极其令人困扰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拿全民公决作为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对这个阶层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把上限放在全体选民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更为悲观的看法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理性和批判式反思的天赋并非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便有人具备这样的天赋，事实证明它也会摇摆不定，不能始终如一。一般来说，政治团体越大，就越是如此。群众会把个体尚可以拥有的独到见解和反思碾得粉碎。这样一来，一旦受宪法制约的国家变得软弱不堪，就必定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独裁暴政。
在特定情境中，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性没有超过某个界定程度时，理性的辩论才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如果情感温度升到这个水平之上，那么理性就会停止产生任何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口号和荒唐的幻想。也就是说，会产生某种集体性中魔，而这种中魔很快就会发展为精神流行病。在这些条件之下，所有那些在情理中被视为反社会、勉强被人忍受而得以存在的元素都统统浮出水面。这些人并不罕见，决不是只会在监狱里或疯人院才能碰到。我估计，对于每一个显性精神病病例，至少有十个潜在的病例，他们很少达到一个公开爆发的点。尽管他们看上去很正常，但他们的观点和行为都无意识地受到病理因素和反常因素的影响。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潜在精神病的发病率，我们并没有医学上的统计数据。不过，即使他们的人数不到明显的精神病和罪犯的十倍，虽然他们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比较而言还较小，但这些都足以由这些人独特的危险性而得到弥补，而且还绰绰有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陷入集体兴奋中的群体的那种状态，支配他们的是情感判断和愿望幻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是已经适应的人，因此他们感觉如鱼得水。通过自身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情况要使用怎样的语言，知道要如何来应付。极端的憎恨延续着他们的荒唐想法，他们诉诸集体非理性，并在那里找到了滋生的沃土。在比他们正常的那些人身上，理性和见解的幌子下潜伏着动机和怨恨，而他们则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表达出来了。因此，虽然跟所有的人相比他们的数量并不大，但他们却是非常危险的传染源，原因正是在于所谓的正常人其实也只具备极为有限的自知之明而已。
大多数人把“自我的知识”跟意识中的自我人格混为一谈。每个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都自以为了解自己。但自我了解的只是它本身的内涵，而不是潜意识及其内涵。人们衡量自我知识的方法就是看其社会环境中一般人如何看待自己，而不是看大部分都隐藏不见的真正的心理事实。从这方面来说，心理就跟躯体一样，一般人对其生理结构和解剖结构都是知之甚少。尽管人们生活在其中，与之朝夕相伴，但一般人对它基本上都是茫然不知。即使让意识熟悉躯体的已知部分都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就更遑论其未知部分了，虽然它们也是真实存在。
因此，通常所说的“自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知识，它大部分都在于社会因素，在于人的心理活动。因为这样，人们才会有这样的偏见，认为这样那样的事不会发生到“我们身上”，不会发生到“我家”，或者朋友和熟人身上。另一方面，有人也会有同样虚假的推断，宣称自己具有某些品质，而这些其实只是掩盖了病例的真实情况而已。
潜意识的广阔天地是不受意识的批判和控制的。在这个天地里，我们毫无防备，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心理传染。像面对所有的危险一样，只有知道袭击我们的是什么、袭击如何进行、何时何地进行，我们才能防御心理传染的风险。由于自我知识是去了解个人的事实，因此所有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因为，一种理论越是宣称放诸四海皆准，它就越是无法解释个体的情况。任何基于经验的理论都必定基于统计数据，它要构想一个理想的平均值，废掉标度两头的特例，用一个抽象的中间值来代替。这个中间值虽然并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存在，但它是有效的。在这个理论中，中间值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墓本事实。而两头的特例虽然都是事实存在，但根本不会出现在最后的结果里，因为它们彼此抵消了。比如，假如有一堆鹅卵石，要计算每粒石头的重最，我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5盎司。但这并不能让我知道这些鹅卵石的真实情况。如果有人基于这些计算结果以为他一出手就会检到一粒5盎司的石头，那么他就会大失所望。事实上，很有可能不管他找多久他都找不到一粒恰好重5盎司的鹅卵石。
统计方法从理想平均值的角度来展示事实，但无法向我们展示事实的经验现实。它虽然反应了现实无可辩驳的一面，但又能以最误导的方式篡改真相。那些基于统计数据的理论尤其如此。真正事实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其个体性。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说真实的情况大体上就是由特例构成。因此，绝对现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规律性。
只要一谈到指导我们的自我知识的理论，我们就必须进行上述的考量。基于理论推断的自我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知识的对象是个体，是相对的特例和无规律的现象。因此，个体的特征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是独特性。个体不能理解为重复出现的单元，而必须理解为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在此前的分析中可能对他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能跟他做比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物种的一员，人可以也必须描述为一个统计单元，否则我们对人就形不成任何普遍性概述。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把人视为一个比较单元。这样，视情况而定，我们就能形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学或心理学，人的抽象画面成了一个平均单元，所有的个体特征就消失殆尽了。但是，正是人这些特征对我们去了解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了解一个人，我就必须把所有关于常人的科学知识和理论都抛到一边，这样才能采用一种全新的、不带任何成见的态度。只有保持心灵的自由和开放，我才能进行了解的工作，而关于人的知识，或者说对于人性的洞察，都是以掌握对一般人的各种知识为前提的。
好了，不管这是关于了解别人还是自我了解的问题，我都必须把所有理论推断抛诸脑后。由于科学知识不仅受到普遍尊重，而且在现代人的眼中还是唯一的智识和精神权威，所以要了解个人我只能被迫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也就是说只能对科学知识视而不见了。这可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是很难轻易放弃其责任感的。倘若这个心理学家碰巧是个医生，他不仅想要科学地界定自己的病人，还想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了解，那么他就要面临责任的冲突，一边是对干知识的两种截然对立又相互排斥的态度，一边是要了解病人。这一冲突靠一种责任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依靠一种双向的思维方式：即做一件事，但同时又不忽略另一件事。
原则上，知识的正面优势恰恰是不利于了解的。有鉴于此，源自知识的判断因此很有可能会产生悖论。从科学角度来判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无限重复的单元，甚至可以用一个字母来标记。另一方面，从了解的角度来说，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如果剥去科学家所视若珍宝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他就是那个至高无上、唯一真实的研究对象。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这个矛盾。一方面，医生经过科学训练拥有统计上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治疗病人的工作，而这个病人又需要个别的了解，对于遭受心理痛苦的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越是照本宣科地治疗，病人的抗拒就越是强烈，而且他们这样抗拒也是对的，而疗法受到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精神治疗医师要被迫把病人的个体性视为整体情况中的一个根本事实，并以此安排自己的治疗方法。今天，在整个医学领域，人们都认识到医生的工作是治疗生病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疾病。
从医疗角度进行的这个释例只不过是一般教育和培训问题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科学教育主要是基于统计上的真理和抽象知识，因此它会向人们灌输一幅不现实的、理性的世界图景，而仅仅作为边缘现象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然而，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数据，个人才是现实真正的、真实的载体，他们是具体的人，而不是科学论述中所指的不真实的、理想的、或者“正常”的人。不仅如此，大部分的自然科学都试图去代表它们的调研结果，就好像没有人的千预这些结果就无法存在一样，这样人们就依然看不到心理——―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其中的合作（一个特例是现代物理学，它承认被观察的对象离不开观察对象）。因此，从这个方面说也是一样，在科学所传达的世界图景中，似乎也排除了真正的人的心理，这跟“人文科学”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在科学推断的影响之下，不仅心理，而且个人，实际上所有的个体事件的地位都被降低，变得模糊起来，这使得现实的画面遭到扭曲，变成一个概念平均值。我们不要低估这个统计上的世界图景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它对个体置之不理，只偏向堆积成群体结构的无名单元。具体的个体被抛到一边，存在的只是组织的名称，而最高点就是把国家作为政治现实的行为准则的抽象观点。这样，个体的道德责任感都毫无例外地为国家政策所取代。个人的道德差异和心理差异不会出现，出现的却是公共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生活（也就是唯一真实的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不是在于个人的发展，而是在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从外界强加到个体头上，要把那个终将把所有生命都吸入其中的抽象观念付诸实现。个体逐渐丧失自己要如何生活的道德决定权，相反却作为一个社会单元遭到统治，接受衣食教育，被安排到一个合适的住房单元里，享受着群体感到快乐和满足的娱乐标淮。统治者自己也跟被统治者一样是社会单元，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专门的国家教条的喉舌。他们不必是善于做出判断的大人物，只要是十足的在其领域之外就一无是处的专家就可以了。国家政策会决定要教什么、学什么。
至于那些看上去无所不能的国家教义，则是以国家政策的名义由那些占据政府高位的人所操控，而政府则集中了所有权力。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偶然的机遇，只要一个人爬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位，他就无须再屈从任何权威了。他就成了国家政策，只要在形势的范围之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要是路易十四，他就可以说：“胜即国家。”如果有些人知道如何把自己跟国家教义区分开来，那么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这样说来，路易十四就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不管怎样可以说是少数这样的人之一。不过，这些人更容易成为自己假想的奴隶。在心理上，这种片面总是由潜意识的颠覆倾向所补偿。奴役和反抗是不可分割的相关因素。因此，对权力的竟逐和夸大的不信任感会从上至下地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不仅如此，为了弥补这种混乱的无形化状态，群众总是要产生一位“领袖”，而这个领袖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意识膨胀的栖牲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俯拾皆是。
一旦个人合并到群体中，从而让自己变得毫无用处时，上述的发展趋势从逻辑上来说就不可避免了。大量群体的聚集会使个体消失。除此之外，导致心理上的群体思维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因为它会剥夺个体存在的根基及其尊严。这样，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个体丧失了其个体性，仅仅成为统计机构的一个抽象数字。他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一个可以互换的单元，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理性的角度和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个体就是如此。从这个观点出发，继续谈论个体的价值或者意义就显得十分荒谬了。确实，我们很难想象有人怎么可以赋予个人生活这么多的尊严，因为事实正好与此相反，铁板砧砧地摆在里。
这个观点来看，个体的重要性确实是在降低，任何想对此予以反驳的人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理屈词穷。有人会觉得自己、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圈子中受人尊敬的朋友很重要，但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凸显了这些人感觉上某些可笑的主观性而已。因为，跟一万人、十万人，其至百万人相比，区区几个人又算什么？这让我想起一次我在一大群人当中碰到的一个朋友，他很善于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当时，他突然大声说道：“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找到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怀疑人生的不朽：所有这些人都想要永垂不朽！”
聚集的人群越大，个体就变得越加渺小。但是，个人生命的意义毕竟不能等同于公共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如果个体充满了渺小感和无力感，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那么他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国家奴役制的道路，而且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这种制度的皈依者，虽然他们并不想如此。一个人如果只寄希望于外界，如果在大军压阵时畏缩胆怯，那么这个人根本就无法与自己的感官和理智做搏斗。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所有人都被统计上的真理和庞大的数字所吸引、所震慑，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个性是徒然无效的，因为任何群体组织都既不代表又不体现个性。与之相反的是，在那些不加批判的大众看来，那些在世界舞台高视阔步的人物，他们的声音传到了五湖四海，他们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或大众舆论中应运而生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或者为他们鼓掌，或者诅咒着他们。由于群众的暗示性在这里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些人物传达的是否是自己的、他们个人要为此负责的信号，还是说他们仅仅只是集体观点的传声筒而已？这还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难怪个体会越来越难以把握对自己的判断了，也难怪责任感会被尽可能地集体化，也就是说责任感从个体身上卸下来，交给了集体机构。这样，个体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功能，社会又从而篡夺了真正的生活载体的功能，而在实际情况中，社会跟国家一样只不过是个抽象的观念而已。现在两者都被实体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获得了自主性。国家更是如此，成了一个似乎是具有生命的人，人们期望从它那里获得所有的东西。而在事实上，国家只不过是那些熟知如何操纵它的个人的幌子而已。如此一来，受宪法限制的国家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一种原始的社会形式之中，也就是原始部落式的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形式里，人人都要服从酋长或者寡头的专制统治。
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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