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 蚁(下）
文
张运涛
5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时，朱部长正在讲白文娟头天泼妇一样的表现。谁也说不上话，谁一说她就跟人家吵。说起来，都是她的理。
我没有插话——在没有单独见白文娟之前，我其实还不算了解白文娟的事。桌子上有一份文件，我信手拿起来看。是一份简报，省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信访突出问题整改推进会上的讲话》。说到地方信访问题突出的原因，政法委书记尤其指出信访干部立场观念的问题。“有的干部不能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认为群众上访是找麻烦，甚至认为是闹事找茬。对待信访群众不是从群众角度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产生反感抵触情绪……
大刚，是不是？朱部长问我。
是。说得真好。我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我指的是省政法委书记的讲话。其实我并没听到朱部长说了什么，但我相信她肯定还在讲白文娟的无理取闹。
听到接访大厅又吵起来，朱部长赶紧过去看。
蔡全胜又来了，朱部长回来时摇着头。
我也接待过蔡全胜。蔡全胜五十多岁，脸红红的，明显是长期在太阳下曝晒的结果。他的事有七八年了，当时村里修路，蔡全胜说人家的施工质量有问题，躺在地上阻挠施工，被派出所带走，拘留十五日。年开始上访，要求公安局撤销对他的错误处罚。
就是啊，人家是好心，怎么会拘留了呢？我问。
朱部长笑，他好心？他是想敲诈人家。
他找施工方要钱了？
朱部长嘴角一翘，意味深长地说，不说质量怎么说钱？
话音未落，蔡全胜从接访大厅追到了办公区。朱部长，你看我的事到底咋办？再不解决，我还去北京。
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笑。蔡全胜没这个胆，他被拘留过一次，早怯了，也就嘴上的劲。
朱部长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老蔡，你说咋办？当时你不提出异议，现在过了时效了你又提，我们有什么办法？
反正得给我平反，我孙子都五六岁了，不能让我孙子说他爷爷犯过错误，被政府拘留过。再不解决，我真去北京。
高春秋插话说，老蔡，别再执拗了，你再去北京上访，恐怕就不是拘留了，得判刑。知道前几天才宣判了几个上访的不？给你孙子做个好榜样吧。
我就是要给我孙子做个好榜样，敢于坚持正义的好榜样。蔡全胜突然激动起来。他豆腐渣工程还不让人说？我是为群众利益着想。路基还没有压好就铺水泥石子，那路能行？
老蔡亢奋了。看吧，有好戏了，高春秋贴着我说。
没人接话，蔡全胜更来劲。啥路基啊手一抓一把松土能算压好？我抗议他们不理我接着铺水泥石子我只好躺在路上。他们还不停，水泥石子都铺到我衣服上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我还怕他们弄脏了我的衣服？习近平上台了十八召开了反腐也开始了我就不信咱惩治不了一个个腐败分子。国家得为坚持正义的人撑腰哪个时代都得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当英雄……
等他停下来，我问，说完了吧，老蔡？你也得让我们说两句吧。
老蔡，高春秋忍住笑，问，你阻挠人家施工，知道不？
我没阻挠！我是自己主动到派出所的。我衣服上沾满水泥了，换了衣服又回来上了警车——我得去给他们把道理讲清啊。谁知道修路的背后跟派出所勾结起来了，找个借口就把我拘留了。
老蔡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知道不？高春秋不愧为诡辩高手，他轻声细语，从容不迫，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举个例子，你上学时老师是不是让你一定要跟坏人坏事做斗争？
蔡全胜警惕性很高，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完全被高春秋的气势给镇住了。他就那样看着高春秋，眼神似乎在说，我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你，不过，你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国家还提倡小孩跟坏人坏事做斗争？不提倡了！现在让孩子发现坏人坏事告诉警察，自己不要瞎掺和。国家提倡普通民众与持枪歹徒搏斗不？也不提倡了。连银行都反复教导职员，遇上抢劫不要反抗，先想办法报警。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管理有序，刑事案件归警察管，哪能让老百姓去抓捕逃犯？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你说人家施工质量有问题人家就有问题了？修路这么专业的事当然有专业的部门来管，比如监理部门。监理有专业器材来检测，有专业知识来判断路的质量是否达标。你一个农民，就凭你的肉眼，怎么能判断人家的质量有问题？
与其说是蔡全胜被问住了，还不如说是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被问高春秋的逻辑提醒了。朱部长趁热打铁，老蔡，你在大街上拦住一辆车，说人家非法营运，中不？肯定不中！万一不是呢？你私自拦人家的车就违法，只有警察才可以上路拦车。
蔡全胜喃喃道，指望监理？监理到最后也没说它质量不中啊。
那就对了，说明人家还真是质量没问题。高春秋说。
那路基，手一抓一把松土，还用检测？蔡全胜不服。
得有具体的检测数据。我也不甘落后，试着说服蔡全胜——在高春秋的引导下，我也豁然开朗了。电视上老说证据确凿，就是这意思。你看警察办案，犯罪嫌疑人都招认了警察还得找鞋印，找指纹，找作案工具，进行DNA比对，为什么？得有证据印证啊。我说你蔡全胜杀人了你就杀人了？
哦，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十八大，十八大说要依法治国到末了我依了个空？蔡全胜声音又高起来。
啥时候不依法治国了，老蔡？高春秋依旧笑盈盈的，啥时候我们都是依法治国啊。
我也笑，不过，笑得很尴尬，一点儿也没有高春秋的那种自信。
老蔡，你爹现在头还疼不？朱部长突然把话岔开了。
疼，老是喊疼。我到新蔡找了个偏方，也不中。
我婆婆也老是说头疼。我北京的一个亲戚给她开了几种药，吃着不错，说有效。你拿回去让你爹也试试？
蔡全胜问，贵不？
不贵，几十块钱吧。朱部长像早有准备，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递给他。你带钱没？要不，我给你抓好？
不用，我有钱。蔡全胜接过药方。
赶紧去抓药吧，你爹喝了不中你再跟我说。朱部长送蔡全胜出门。
高春秋看着我笑，还是人家朱部长厉害，轻轻松松就把蔡全胜打发走了。
实话说，在群众工作部，女人比男人就是有优势。首先，女人比男人善于倾听。老百姓能有多大的事？大多是邻里纠纷，鸡毛蒜皮的事。可能说出来了气也就消了。再者，女人总是更家常一些。朱部长就是一个例子，多难缠的事，访民说起来简直是铁了心，不解决问题不走。到了朱部长这儿，三言两语，就扯到访民的心里去了，铁也就慢慢融化了。晚上回去我才意识到高春秋这番话的妙，奉承得一点也不让人肉麻，还不动声色地把功劳都推给领导了。高春秋的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不过，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简简单单的一件事，经高春秋一忽悠，就变成了高深莫测的价值观问题了。
朱部长发牢骚，唉，每天都跟这些神经病打交道，我都快神经了。
是上访访成的神经病，我纠正说。
我也得吃药，现在一看到他们我就头疼。朱部长顾自说，不知道是没听清我的话还是不想搭理我。
潘县长进了办公室，说白文娟又去北京了，还跟一群人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跑就跑呗，反正她的事已经三级终结了。朱部长恨恨地说，一群神经病！
我说，我们终结了她可不终结。她再去上访，上级照样追究我们的责任。
是啊，她不终结，咋弄哩？潘县长很无奈。
众人跟着又批判起当下的信访制度来。
我小声请示，潘县长，我想试试。
潘县长低头喝了口水，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趁给他添水的机会，我又背了一遍早就想好的台词。死马当成活马医。您先别声张，我调查之后再说。
中，潘县长轻轻点了头。
我其实是有私心的。之所以悄无声息地去做这件事，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办好了，帮县里解决了一个难缠的问题，方书记高兴，潘县长面子上也有光，我这个副科还能再向上跨一步。
6
我没有叫白文娟到县里来——叫她她也不一定会来。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也没有提前跟她打招呼。秋收已毕，不影响她做活。
那条路真美——我指的是路两边的风景，不是路本身。乡下的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很正常。不过，路两旁的树倒像画里一样，一段水杉，一段白杨，一段柳树，一段梧桐，一段香樟……正是深秋，树叶颜色深浅不一，有的金黄，有的因枯发褐，有的正由翠变黑，像一幅饶有层次的水彩画。
还没进柳寨乡界，就接到秦天朝的电话，问我走到哪儿了，用不用车接。我说快到了，不用麻烦。秦天朝没再坚持，说那就算了，中午去接你吃饭。你约莫什么时候结束？一是我真说不准，二是我也真不想让他来接，我怕白文娟看到乡里的车反感。反正那儿离乡政府也不远。秦天朝不容我再分辩，说我让司机提前在路上等着你。
挂上电话就到了。白文娟的家很容易找，是杨柳和水杉的交界处，小卖部下面。我快步走到板房前，白文娟才发现我。见只有我一个人，她有些意外。蹲在墙根处的那两个孩子扭头看看我，停止了说话。也可能是声音压低了，故意不让我听见。我把手里的苹果和香蕉放在门前的小桌上，凑到他们跟前。
蚂蚁们像是有什么活动，一大坨，黑压压的，贴着墙根。过一会儿我才看清楚，坨是视觉上的误差，蚂蚁们其实都在来来回回地奔忙。因为太多太小，乍看之下很容易误认为是静止的。
这儿应该有个蚂蚁窝？我猜。
得多大的窝啊，这么多蚂蚁。那男孩说的时候并不看我，还是盯着蚂蚁。
一儿一女，多好。我跟白文娟搭讪，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蚂蚁上。
你，你来……白文娟眼睛惶惶的，避着我，但又碍于我拿着礼物上门，讲出来的话不像上次那么激烈。
孩子们最喜欢星期天，星期天不用上学。我本来想问，孩子多大了，上几年级，怕她不理我，只好装着自言自语。
别再烧它们了，越烧越多。进屋之前白文娟跟孩子们交待。
我想来跟你了解了解情况。我跟进去，直说。
有啥了解的？不都说给你们了吗？虽是反问句，但语调和缓，我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事情肯定比那些记录更复杂，我说。我想听听你的理，你愿意说不？
白文娟没有答复我，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坐下，心里暗喜，白文娟愿意和我聊。
当院里垛着一堆花生秧，花生已经摘净。我想问问她花生的收成，也算切入她生活的一个途径，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今年花生卖不上价，比去年低了近一块钱。
板房里的陈设简陋到几近寒酸，两张床，一南一北摆着。一个台扇，放在一个小圆凳上。东墙中间的空隙放了一张简易课桌，上面堆满了学生上学用的书，桌屉下面的地上一个大手提包，一边的提手上系着条毛巾——这应该是经常陪着白文娟到郑州北京的随身物品。
我坐的凳子又低又矮，白文娟只能坐在床帮上。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奖状。奖状很大，不像学校里常见的那种奖状。韩伟，麒麟鞋材厂年度优秀员工。不知道是她儿子还是老公，我问，韩伟是？
他爹，白文娟的话简短干脆，显然不想就这个问题展开，不知道是因为不习惯面对我一个人，还是真的不想和我多说。
你跟左邻到底咋回事啊？我干脆直接切入主题。
咋回事？你知道柳寨从前有个黑社会吧？
黑社会？还真没听说过。
叫啥武馆，专门教人打架。他就是那个武馆里的人，仗着会点拳脚，占了我的地……
那他当初建时你咋不反对？
白文娟被问住，扭头朝外看。外面是东邻的高大院墙，没有刷白灰，也没刷水泥，裸着。
听说你们两家有协议？北边他占你一点，南边他给你撇一点。
他才给我撇了多少？白文娟指了指东邻的南院墙。
我怕她反感我这样步步紧逼的提问，不愿配合我，赶紧把话题又引到宅基地上。说说你买这宅子的事。
一说我就来气！你给评评，一个村支书，卖了地又要收回，有这样的理不？
是，卖就卖了，咋又收回？话是这样说，其实我知道，村里的干部都这样，哪讲那么多规矩？他们的话就是规矩。
咋又收回，你去问刘大铁！我花了九千块钱，还不说黑钱……
黑钱？
请客吃饭不花钱？我在这宅子上花的钱多了，他说收回就收回？我不同意，他就把我才栽的梨树都撅断了……
有多高？也可能就像秦天朝说的那样，刘大铁让她留条生产路出来，她不同意，刘大铁一怒之下才撅了那些树苗。不过反过来想一想，白文娟拒绝得也对，地已经被她买走了，你想要生产路跟人家好好商量才行。白文娟不提这点，说明她心虚，毕竟留生产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公益行为。
刚栽上，能多高？
你就没再栽？
再栽他再撅呢？
我无语。白文娟的话听起来像是胡搅蛮缠，但换个角度看，村支书在村里就是天，谁能保证他不再来撅呢？我只得转到下一个问题上，政府的赔偿你哪点不满意？
撅了就算撅了？白文娟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不得有个说法？
是得有个说法，我点头，想到了张艺谋那个获奖电影，《秋菊打官司》。
人家打伤了你，只给你包扎包扎你愿意？
不也处理了吗？
那也叫处理？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啊，就跟那门口的蚂蚁一样。现在他儿又当支书，跟他当有啥区别？支书一代一代朝下传，这村子就是他们姓刘的。
不是传，他儿当支书那是党员选的。
咋恁得劲，上来就选到他刘小毛了？好，就算选上的，他前年在县城打架被警察抓了，判刑了，咋还能当？
判刑了？
嗯，谁不知道啊。打架，判了。
我后来问过秦天朝，秦天朝说没有，他不知道。我还问过柳寨乡派出所长，对方也说不知道。
哪还有天理啊？白文娟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从里面翻出一张《柳寨乡人民政府宅基地使用批准通知书》，一张乡土管所开出的收据。你说，这是不是乡政府发的证？乡政府的证到了县里咋就不认了？真不认乡政府也得负责啊。
我被白文娟问住了，你可以到法院告啊。
告政府？白文娟冷笑。
我心虚地住了口。从司法意义上说，告政府是一种进步，但具体起来，难于上青天。县城尤甚，地方小，谁不认识谁？这也是老百姓宁愿去群工部上访也不愿去法院的原因。打官司慢不说，即使胜了也难执行。
刘小毛带着黑社会的人……
那不是黑社会，我纠正她，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我从包里拿出一瓶水——白文娟恨我们这些公务员，自始至终都没有让过我喝水。
坐过牢出来还不算黑社会？
两码事。酒驾坐牢出来算黑社会不？坐牢出来就没有学好的？
反正刘小毛身边的人都是判过刑的。他带着那个刚出来的屈壮壮，从北京把我弄回来，路上只给我几个馍一瓶水，我想喝点面条，屈壮壮就打我。我的羽绒袄就是他给撕烂的。回来还把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我跟她解释，东邻的房子已经建好，你非让政府给扒掉，你自己觉得合适吗？一是浪费不说，二是谁也没那个权力啊，人家有土地使用证，有房产证，谁敢扒？你的宅基地我听秦书记说了——他说他也跟你们谈过——办不下来证不要紧，乡政府给你保着不中吗？你只管建。
我也不是非让他扒。白文娟说，我就是气不过！跟刘大铁一样，本来他该求我的事，还那么蛮横，凭啥啊？
我心里有了底。
刘大铁早就不当支书了，你再揪他还有啥用？
他犯了罪不该法办？
当事人不承认啊。
我们后白庄谁不知道？他大清早把人家摁到地里，派出所警车都来了。赔了一万块钱，和了。咋能和了呢？强奸犯罪是公诉案，国家公诉，跟她自己告不告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承认，白文娟对法律还是有储备的。那个姓王的呢？
刘大铁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男的听说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几年都不回来一趟。一回来就闹离婚……
我不敢直视她，好像这个局面都是我造成的一样。贪污的事，纪检委都查清的……
派出所说找不到案底了，还不是他刘大铁买走了？白文娟不愿意转换话题。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届政府决心很大……
哪一届政府决心不大？白文娟说，打了那么多老虎苍蝇，刘大铁还不是没事？
纪检委一项一项落实了，并没有你讲的那么多。党内严重警告，不能参选下届支书，已经够严重的了，你还想怎么样？
杀了他都不解恨，白文娟咬牙切齿地说。我理解，刘大铁不把她当人看，这是白文娟恨他的根本。秦天朝不是说他刘大铁可以代表乡政府吗？为啥又说我是私买私卖呢？秦天朝这样的官信口雌黄，也得处理。
刘大铁是刘大铁的事，与你们秦书记有何相干？
秦天朝说，刘大铁在村里代表乡政府。那样的人也能代表政府，那政府成了啥？伙穿一条裤子，都是孬种！
秦书记是说，有些方面，刘大铁可以代表乡政府。
哪些方面？白文娟瞪我一眼，哦，他做了好事就代表政府，做了恶事就不代表政府了。你说，卖宅基地是代表政府不？
我再次被问住。
快十二点了，白文娟也不做饭，更不提留我吃饭。我只好告辞，到柳寨街上吃饭。白文娟风风火火地追到大路上，问我，秦天朝安那两个摄像头合法吗？我还有一点隐私不？上厕所都被照着。
我回头看，果然，两个摄像头，一个在东邻院门口的加油站里，一个在西邻偏房的墙角上，但镜头却一律对着白文娟的院子。
7
也怪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潘县长汇报我对白文娟案的认识。潘县长那一段会特别多，很少在县里。偶尔见他一面，后面还跟了很多人，追着他签字，汇报。潘县长像是把白文娟忘了，反正她的案子从信访程序上说，已经三级终结了。
白文娟又去北京了。这次她闹得更大，跳了金水河。值班的武警把她捞上来，直接送到了拘留所。批评自然是一级一级传下来，中央，省里，市里，县里，一直到乡里。批评一级自然比一级严重，县里被通报，乡里的书记秦天朝挨了一个警告处分。
朱部长通知我去见潘县长。那是个下午，外面雪下得很大，冷霍霍的，连鸟儿都少见。接访大厅门朝北，风时不时地会把厚重的门帘掀一条缝，趁机旋进来一阵冷风，还有雪。
潘县长的办公室在县委楼上，那里跟接访大厅截然两个世界。我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白文娟可能有些神经……
什么可能啊，她就是一典型的神经病！潘县长打断我。
也是事实，连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不算神经？不过，我说她有神经病，其实是想探探潘县长的态度。和白文娟接触这几次，我觉得她精神还真有问题。但这问题的根源，恐怕与政府脱不了干系。可潘县长这么武断，我只能迂回作战。
见我和他意见一致，潘县长笑了。见过她了，聊得怎么样？
基本上，她把自己的问题讲透了。我故意停了一下，想等潘县长接着发问。
她那些问题，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还能有什么新东西。潘县长用的并不是疑问句。
我忍不住，主动谈起我的看法。潘县长，您肯定早就发现了，其实很多信访案件都是一些小事情……
对，由小积大，到最后越来越难解决。
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确实也存在着问题。有的干部，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你比如白楼村的那个支书，叫刘大铁吧？肯定是平时霸道惯了，人家不留生产路你就撅人家的树？旧社会这样的人还不叫恶霸？
潘县长若有所思。
我更来劲了。潘县长您想，刘大铁要是当时态度好一些，和人家好好商量，问题是不是就好解决了？撅树那是什么行为，不把人家当回事！他只顾自己发泄，不计后果。碰上白文娟这样较真的人，后路就堵死了。我觉得也能理解，谁要是撅了咱的树，咱心里啥滋味？
潘县长没吭声。不反驳，说明他听进去了。
那次我去找白文娟，秦书记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嘱咐我，多给她讲讲上级是如何打击非访的。上访户的结局哪个不是家破人亡？还有，你问问她，哪个领导干部是上访户告倒的？潘县长您品品，这话潜意识说明了什么？
你说说明了什么？潘县长问。
我想了想，小心地说，说明我们的基层官员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意识，还是唯我独尊，老百姓哪个也撼动不了他们……
潘县长意识到我停了，眼睛从他面前的茶杯上转过来。我受到了鼓励，越说越来劲。白文娟告到乡里，乡里肯定会护着刘大铁。明显的道理，您说，白文娟能服气？一般人也就算了，胳膊扭不过大腿，跟政府搞有什么好？坏就坏在白文娟不是一般人，要不咋说她一根筋神经病呢？我小心翼翼，分析白文娟道理所在的同时，不时批她一下。
潘县长笑了，站起来走了两步。听你这一说，白文娟还有理了？
理在那摆着啊。还有摄像头的事儿，你不觉得那是欺侮人？是的，摄像头是没安在白文娟的地盘上，但都对着白文娟的家，谁看不出来？明显侵犯人权，欺人太甚啊！白文娟要是懂法，这一条比她诉求单上的哪一条都有威力，搞不好秦书记头上的帽子都保不住。
她老上访，咱们还不兴安个摄像头监控？潘县长语气有些松软，按你的意思，咱就任由她跑上跑下地乱访？
这是两回事。我拿高春秋的逻辑来解释，潘县长您想，我们能因为一个人是疯子就把他锁起来？显然不行！白文娟现在无理取闹这是无疑的，问题是，我们得承认她当初确实占了理。
再有理也不能无理取闹啊？
我心想，有理怎么叫无理取闹呢？要依我说，白文娟的哪一项诉求都合情合理。
潘县长坐回到椅子上，大刚，你说说白文娟的事该怎么解决？
狮子大开口肯定不行！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潘县长就又补充了一句。
我觉得事情很好解决，她要的并不是钱……
大刚，你高看她了。知道她的底线是多少吗？两套房子！
我问，谁说的？
白文娟狡猾就狡猾在这儿，她自己从来不提钱的事。这个条件是从她的一个亲戚那儿传出来的。
潘县长，访民也是人，很多人争的并不是什么钱，而是一口气。只不过时间长了，成本高了，可能会跟钱挂上钩。只要心里的气顺了，我相信好多事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潘县长接了个电话，转回来跟我说，说吧，我听听你的看法。
我猜，潘县长可能有事，想早点了结我们的谈话。我省略了白文娟讲给我的一些细节，直截了当地说了我的建议。一、东邻给她道歉。两家本来是亲戚，有感情基础，东邻主动道歉完全有可能打动白文娟。二、村委和乡党委私下给她认个错……
不可能！潘县长说。乡党委认错？大刚啊，农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白文娟拿到把柄会变本加厉。再说了，乡党委认了错以后还怎么搞工作？
这就是根源所在，哪来的逻辑啊，党委就不出错？出了错不认错？别说乡党委，中央还承认过工作中的失误呢。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犯了错认个错误老百姓会原谅的。这话我没敢说，看潘县长刚才的样子，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听进去这样的话。白文娟说得对，谁愿意打自己的脸？
8
轮到方书记接访时，白文娟又来了。那天照例人很多——无论刮风下雨，县委书记和县长接访日信访局门口都跟集市一样——白文娟拿到了号，但方书记不愿见她，说还是那些事，我都知道了。白文娟想冲进去，但警察很尽职。眼看快下班了，白文娟只好跪在外面大喊，我有冤，我要见书记县长！屋里人都听到了，方书记说，别让她乱喊。门口就是马路，人来人往的，警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她，况且她也只是喊叫，不违法。白文娟有恃无恐，喊叫声越来越大。啥政府哦，说话不算话；村支书强奸一点儿事也没有，哪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书记一手遮天，还有我们老百姓过的日子啊……方书记不耐烦起来，把她弄走。
几个警察一哄而上，要摁她。白文娟也机灵，爬起来就朝县委大楼前跑，嘴里还喊着，抓人啦抓人啦！领导看看，警察乱抓人啦……高春秋站在我旁边偷笑，白文娟也是傻，这儿到处都是人，警察也不敢乱来，跟到县委楼上还不是自投罗网？
还好，听说没过几天白文娟就出来了。我顺着潘县长的立场问，怎么这么快就让她出来了？
她一个精神病谁跟她一样！言辞笃定，不容分辩，不像之前的诅咒。
我们正纳闷，精神病这帽子早给白文娟戴上了，这跟放她有什么关系？潘县长补充说，医生说的。
我没忍住，问，医生？
嗯，医生。精神病院的医生。
我不相信，她愿意去精神病院检查？
县里请来的，潘县长脸上的神情很得意。我们跟白文娟说，市里的领导下来调查她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私下里请的医生，反正她又不认识人家。
这，不合程序吧？我尽力掩藏着自己的惊讶。
偏执型精神障碍，医生说。不知道潘县长是故意不理我，还是没听到我的话。
好啊，以后白文娟再去上访我们就不怕了，反正她有精神病。我装出一副和他们一样高兴的样子。
潘县长手一挥，这个诊断不宏观，不能摆到桌面上来。内部知道就好了，不要在外面讲，更不要传到白文娟耳朵眼里。
什么时候检查的？高春秋问。
拘留期间，潘县长漫不经心地说。
潘县长不知道这种诊断属违法行为，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我更希望是前者。
我想想不对头，又问了句，秦书记知道不？
他怎么不知道？潘县长嫌我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他牵头的事他不知道谁知道？
秦天朝死后我常常想，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他自己其实是在一点一点地累积着白文娟对他的恨。
后来我在想，万一白文娟知道了乡里找人给她做过精神病鉴定她会有什么反应，是无动于衷还是在自己的上访诉求里又增加一条政府的罪状？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冷。其时已是春天，但门朝北开的群工部因为见不到阳光依然像冬天一样，屋里清冷清冷的。依白文娟的性格，她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闹出点什么来。
我在网上仔细查了下，精神病的鉴定或治疗必须得经过本人同意，或者病人家属的同意。政府这样做，显然是违法的。
我还搜出来一篇名叫《大家都是精神病》的文章，质疑有关精神病的临床诊断。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做了一个试验。罗森汉教授请了8个正常人，培训他们假装存在幻听，入院前很长一段时间不洗澡不换内衣。精神病院对包括罗森汉教授本人在内的9个浑身散发着酸臭的人进行了诊断，结论是，9个人均有精神分裂症。消息被披露，有一家精神病院不服，让罗医院试验。罗森汉教授答应三个月内会安排一些正常人去看病，看他们能否区别出来。三个月后，这家精神病院宣布他们发现了41名假病人。而事实是，罗森汉教授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正常人去过。
9
白文娟行凶那会儿，应该是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当时正在接访大厅。外面下着小雨，接访大厅里一个访民也没有，我跟同事还开玩笑，说今天生意不好。这时候，高春秋过来说，白文娟死了。
我愣在那儿，不会吧？心脏病发了？
朱部长笑，得让秦书记请客！白文娟一死，柳寨乡少多少事。
朱部长也得请我们，高春秋说，别光说人家柳寨，咱信访局不也卸下一个大包袱？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争着回忆白文娟的神经呢，潘县长从外面进来，阴沉着脸，说秦书记被白文娟用铁锨砍死了。
你搞错了吧，潘县长？朱部长问。不是说白文娟死了吗？
潘县长没接朱部长的话，医院就不行了。
我相信潘县长的话。我想知道白文娟一个弱女子怎么能砍死一个大男人呢，但我没敢追问。我坐在那儿，努力回想白文娟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们现在还办公不？两个年轻人坐到我面前的凳子上。
有什么事，你说。我重新坐下，拿起笔。
年轻人递上户口本、身份证，还有一袋糖。
又一个走错门的。我问，结婚？同时翻着他们的证件。
结婚，男孩看了一眼女孩。
自由恋爱？
嗯，这次是女孩说的。女孩是江西赣州人，普通话南方味很重。
在哪认识的？
深圳，女孩又说。
你们年龄还小啊。男孩21岁，女孩19。
男孩紧张起来，18岁不是可以结婚吗？
要搁平时，我肯定还得好好再逗逗这两个年轻人。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反正每次我在接访大厅值班时都盼着有一两个结婚的哪怕是离婚的走错门进来。接访大厅里怨恨太多，指责太多，结婚的那种喜气多少会让人精神振奋一些。即使闹离婚的，到底也还有过甜蜜，他们的争吵除了展示恨，还会不经意间翻检出一些爱。但那会儿，我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想的全是白文娟，她知道乡政府牵头给她做了精神病鉴定？那把铁锨是她早准备好的？秦天朝就不躲闪，等着她去砍……我把户口本、身份证还给他们，告诉他们走错门了，这里是信访接待大厅。婚姻登记处出门向左，30米。
男孩收起证件，把糖留下。
我追到大门口，把糖带着，我们留一把是个意思，剩下的给人家办证的。快下班了，你们去哪儿再买糖？
第二天我跟着潘县长去了一趟柳寨，随行的还有省晚报的一名记者。秦天朝的灵堂设在乡政府院里，但路过白文娟家时记者要下来看一看第一现场。
板房门锁着，屋里没人。除了那一大片触目惊心的血迹，院子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我还特意瞅了瞅那个蚂蚁窝。蚂蚁应该挪窝了，墙根用水泥重新封了一遍。
记者正对着血迹拍照片，乡长赶了过来。
乡长小声地跟潘县长汇报，摄像头昨晚上就拆了。见潘县长赞许地点头，乡长邀功似的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得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多熟悉的话啊。我心里想笑，乡长难道受了秦天朝的影响？
到了乡政府，我单独找到秦天朝的司机，司机向我还原了当时的经过。
秦书记到白楼村开现场会，白文娟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在大路上拦下他。开始白文娟还算温和，要秦书记把摄像头撤走，她说乡里这是侵犯她的隐私，往大里说，就是侵犯她的人权。秦书记还跟她开玩笑，说你又不是明星，一个老百姓有什么隐私、人权？白文娟突然就变了脸，兴你领导有隐私有人权，就不兴我们老百姓有？我上厕所不是隐私？说着就上来挠秦书记——没挠着。秦书记拿出手机吓她，反了你了，看我让派出所来抓你！秦书记越躲，白文娟越张狂，她追上去，又朝秦书记裤裆里踢了一脚。我下车赶紧把白文娟朝她屋里拉——这时候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秦书记气不过，跟上来骂白文娟。我想，再在那儿纠缠没什么好处，跑到路上正要发动车子带秦书记离开，听到背后群众惊呼，转回头发现秦书记已经倒在了地上。等我跑过去，血已经流了一大摊——伤到动脉了。白文娟也吓傻了，手扶着铁锨，嘴里喃喃道，不是说我神经病吗，我就神经了，咋着……
10
白文娟的男人韩伟从南方回来，天天到公安局要人，说县里早就鉴定过，白文娟有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可是，白文娟的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却让信访局大吃一惊。白文娟一切正常，无精神疾病。
韩伟不信，也加入了上访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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