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以坚持专业眼光、艺术立场和审美精神为宗旨，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的晓苏，已经三次荣登榜单了。年《花被窝》入榜，年《酒疯子》入榜，年《三个乞丐》入榜。
对晓苏而言，三篇小说是三支标杆；对读者而言，纵向比较一下三篇小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可以更精准地把握作家创作的嬗变。
一．一堵墙的垒筑与崩塌
出轨、偷情、通奸，这档子男女之事，古代文人墨客给它起了个风雅的称谓：红杏出墙。这一称谓由一句唐诗点化而来，一经婉曲化意象化，不仅脱尽了直言的生猛，而且剥离了道学家冷酷的面具，添加了几许美丽和浪漫。《花被窝》讲述的，就是婆媳两代人的这个古老而永远新鲜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仍然像繁密的油菜花一样，在晓苏笔下，在那个叫油菜坡的村落，一茬接一茬开放着。
故事十分简单：留守妇女秀水耐不住寂寞，与走村串巷修理电视转播器的李随偷欢，当她认为婆婆发觉了自己的隐私后，为了避免流言传播和维护家庭完整，遂一改往常的泼辣刁钻，对已经分家另住的婆婆百般讨好，以封其口，当她无意中从李随口中获悉，婆婆年轻时竟也有一段风流韵事后而终于释怀，两人遂尽释前嫌，小说以婆媳同醉结束。
无论是儿媳秀水还是婆婆秦晚香，在对待男女之事上，是尽显中国特色，准确说是尽显汉民族特色的。她们都既没有尼采酒神式的超人气概，也没有萨特、波伏娃那样惊世骇俗的胆略，更无法想象中国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几乎没有约束的婚姻形式。横亘在她们面前的墙，其高其厚，远非尼采辈所能比。这堵墙曰“礼”，包罗甚广，就男女事，则细化谓之“男女之大防”，谓之“男女授受不亲”，谓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谓之“发乎情止乎礼。
然而只要有人类存在，人欲就是永远不会灭除的，再高再厚的墙，也无法将其遏制，这是因为较之天理而言，人欲更是一种天性，杏与墙的冲撞，也即是天理与天性的搏斗，这一搏斗的有声有色，便成为文学永恒的题材。
如果把《酒疯子》的叙述还原到故事层面，其情节并不比《花被窝》复杂多少，不过却比前者更富有喜剧色彩：村长黄仁霸占了村民“酒疯子”袁作义的媳妇，袁作义只能在诅咒和酒精中麻醉自己，在酩酊大醉中，幻想自己当上了代理村长，除了快快发财之外，“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在村子里物色“相好”，他看中的女人，就是村长黄仁的女儿，小说以“代理村长”自欺欺人的南柯一梦破灭结束。
与《花被窝》的单写欲望不同，《酒疯子》有了权力的介入，而欲望一旦和权势结合，其原本的合理性就荡然无存了。村长与“代理村长”突破了那堵高墙，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全然没有秀水心中的高墙，那堵墙只是用来约束草根百姓的，对权势者毫无遮拦。职位赋予的权力一旦不受约束，神圣即可异化为横行乡里的恶，而男女情爱的美遂堕落为赤裸裸的丑行了。
《三个乞丐》刊登于《天涯》年2期
在《三个乞丐》中，三个乞丐偶至一家乡村小饭馆乞讨，一男二女，一老一少一小。这三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引起了另外三个人，即饭馆老板、厨师、打杂的好奇心。接下来几天，饭馆接待了几拨食客：第一拨是下台的村支书携离婚回娘家的女儿、外孙；第二拨是外地来此修高速公路的几个民工及本地的一个按摩女——一个“跟她公公睡觉”的“风流女人”；第三拨是一个“称得上是传奇人物”的老板的朋友，其“传奇”故事是“在外面寻花问柳”而使其妻服毒而死，因逃亡深山老林而娶得一年轻女子。老板、厨师、打杂的分别根据三拨食客故事的启示，自认为明确了三个乞丐的关系，即父女关系、翁媳关系、夫妻关系，而正当他们认为答案已定时，一则电视新闻报道，一则广播寻人启事，一则报纸刊登的通缉令，却瞬间动摇了各自的猜想，三个乞丐的身份，究竟是受洪水之害的灾民、是某精神病院出走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还是“奸夫淫妇联手杀害了各自的配偶”的在逃凶犯？由“身份”连带的“关系”，小说自始至终未见分晓。
这部小说画面，要较前两部驳杂，不过其主体部分，依旧可以纳入杏与墙的言说范围。在《花被窝》中看到的，是摆脱了道学家的面孔，为人性中“欲”的合理性及其在特定环境中对“墙”冲撞的某种程度的宽容；在《酒疯子》中看到的，是权力对”墙“的突破，以及对“欲”的捆绑和驾临。其间折射的美丑差异虽大，但那座无形的高墙却是存在的，然而在《三个乞丐》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这堵垒筑了两千年的高墙的轰然崩塌。不妨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我对三篇小说的阅读感受：《花被窝》是“轻松”，这是一种兼有红杏出墙与婆媳斗法的乡村生活的轻喜剧；《酒疯子》是“沉重”，这是一种目睹公权力的肆虐与今日农民阿Q相的含泪的笑；《三个乞丐》是“无奈”，这是面对乡村社会沉沦，传统价值土崩瓦解时的无可奈何。
二．有意思与有意义
“有意思的小说”，是晓苏标举的文学旗帜，谈及小说的“有意思”和“有意义”，他有一段被评论文章广为征引的表白：“最好的小说，当然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小说。意义指的是思想价值，意思指的是情调和趣味。我想，任何一位小说家，毫无疑问都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小说。但是，这种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它的诞生需要足够而苛刻的条件，除了生活的积淀，思想的指引和艺术的支撑，还要依靠情感的渗透与智慧的照耀，更为重要的是，恐怕还要等待天赐良机，或者说灵感来袭。”①
以三篇上榜小说论，我们可以明显地梳理出从“有意思”到“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再到“意义”的深入与拓展的里程，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作家在不断挑战自己，向文学高峰的攀登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们留下的串串脚印。
许多评论文章盛赞“花被窝”这一核心道具运用的匠心，这固然不错，但是倘若用更加苛刻的眼光审视，这其实也是结构短篇小说的十分传统的套路。只需信手拈来，从莫泊桑的“项链”，到鲁迅的“药”，这份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在我看来，《花被窝》最精彩的地方不在这床花被窝的设置，而在面对花被窝时两代人心底掀起的波澜，以及那种静水深流式的激烈的心理拉锯战。这种心理冲突的根源，本质上依旧是“杏”与“墙”，亦即“礼”与“欲”的冲撞，“秀水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件光采的事，要是被婆婆发现，她的脸今后就没地方搁了。”两千年垒筑的那堵高墙，不仅以世俗流言和乡村伦理的形态存在于外部世界，并且已经内化到女性的骨髓里了。有评论认为婆婆面对花被窝，已经窥见了秀水的秘密，我则认为秀水只是做贼心虚而已，婆婆面对花被窝，不过是勾起了自己隐秘的、遥远的回忆罢了，如此则叙述更见张力，这场婆媳间的战争从剑拔弩张到峰回路转才更见其“意思”，当然一部短篇能给人不同的解读，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酒疯子》刊登于《收获》年第2期
从《酒疯子》开始，小说的社会批判性有了明显的强化，标志着晓苏朝“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小说”跨出了一大步，这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酒疯子袁作义身上。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具有相当典型性的人物了。媳妇被村长霸占却无奈地为其腾地方，有几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人物”的辛酸；他对村长恶毒的、充满个人想象力的诅咒：“村长死球了”，“得了癌症，胃癌，肝癌，肺癌，他一个人都得上了。听说，他的胃已经穿了孔，肝子上长了十几个黑瘤，肺烂得像一把米筛子。医生说他顶多还能活半个月，他媳妇娃子都找人漆棺材了”，这个生于改革年代的农民的怨怼，恍然使人想起革命年代阿Q的愤怒：“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然而酒疯子的怒火，只不过是对霸妻之恨本能的情绪反应罢了，并非源于公民正义感激发出的对权力越界的愤怒，西楚霸王那一声“彼可取而代也”的呼喊，千载以后仍然在酒疯子这类草民心头回响，即便不能在现实世界兑现，也要靠意淫过一把当权者的瘾，再往大里说，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分分合合，却始终走不出历史怪圈的症结所在。猥琐、懦弱、窝囊、自欺、丑陋、肮脏，现代文明的阳光，丝毫无法照亮其内心的幽暗。想想今日中华，已然步入所谓“互联网＋”时代，旧貌新颜，沧海桑田，变换之快，举世为之惊讶，而反观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依然踯躅不前，与阿Q时代并无多大长进，我们面对酒疯子，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再往深处想，“我们”是谁？“我们”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有表达这份批判的优越感吗？——仿佛是不经意间，晓苏悄然改写了读者心目中只会写“有意思的小说”的审美定势，与“有意义的小说”，甚至是“宏大叙事”攀上了亲戚。
从时序的承接上阅读三篇上榜小说，无疑能清晰地触摸到晓苏对其文学故乡的跟进式观照。伴随着“高速公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