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文学
克莱尔·科勒布鲁克/文
廖鸿飞/译
我们来考察一下，布莱特·伊斯东·艾利斯（BrettEastonEllis）的小说，尤其是那部极其暴力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Psycho,）。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热爱录像带、设计标签、流行文化和高档餐馆的雅皮士（yuppie）的故事。他对拷打和破坏也有着如狼似虎般的渴求：他谋杀和吞食女人、流浪汉、黑人和儿童们的躯体。阅读这本书的一个方式是认为它是一本“关于邪恶”的小说。“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对连环杀手的想法的忠实描绘。然后，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资本主义、公司主义（corporatism）、美国、商业文化或现代性的控诉。这正是阅读德勒兹与加塔利产生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之中的一个时刻，而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有的一种倾向。正是所有这些政治空间的属性产生了交换、系统和“非人的”结构。将《美国精神病人》解读为对一个特定的与处境化的邪恶人物的描述（无论是否男性暴力、资本主义还是对杀手的病理学研究）只会是一种道德阅读。这种阅读需要一个外在于文本的视角，从而“我们”就能够采取一个分离的批判或判断的立场。
从德勒兹的视角出发，这种阅读会呈现给我们所有理论和道德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种评判体系如何能够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只有当这种评判体系将自身感知为分离的、稳定的和与其感知相割裂的时候，评判的视角才能谴责邪恶的人物。任何善与恶的道德系统的问题在于它将本质上为能动的选择（“我肯定这个，否则那个”）呈现为反动的，就像已然被一个不变的价值系统所预先决定了那样（“这是邪恶的”）。文学所做的就是去拆解这种道德论的限定立场，尤其是像《美国精神病人》这样的文本。它扩展了知觉，使其超越道德判断的固定视角。它以伦理学的方式感知：通过特定人物和行动的显现，它感知到“品性”（ethos）或习性（habit）的位置。在《美国精神病人》之中，中心人物是通过对餐馆菜单、聊天秀、设计潮流和时髦口号的第一人称叙事而形成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由一系列投注和强度所固定的个人。小说的章节内容不外乎看上去像“直白”的评论，它以年代音乐的嘟囔（mag）风格讲述，没有任何个人角色或者心理学的感觉。
生成—不可感知之物意味着不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这意味着与那僭越我们的差异、强度和特异性的更大的开放性一道进行观看。譬如，《美国精神病人》就不能在善与恶之间采用一个明确的分界线。这种组成了连环杀手的相同的力量（对福利国家的抱怨谴责，由于面对商业的陈词滥调而持续加强的内在强度的欲望，以及自动的、孤立的和控制的躯体的投注），同样也是那组成“正常的”美国的力量。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权力的书写，是为了识别弥漫于我们所有人之中的“微观法西斯”（micro-fascisms）：这是反动投注的倾向，它不管我们的革命性的兴趣（DeleuzeandGuattari）。《美国精神病人》诊断那不能被包括于人物之中的反动的投注。叙事重复了年代的餐馆菜单的“断裂”风格，这种风格以毫无厌烦的详细描述来道说动物的部位、酱汁和配菜，也是以同样的腔调在后来的叙述之中描述躯体的性行为和肉体拷打折磨。小说的叙事从一个包含性的“我们”——即叙事提及的组成我们生活的各种价值观、影像、流行歌曲歌词和商标——走向一种病理学的、暴力的和毁灭性的精神病状态。在小说的场景之中，文本从对性—场景那标准的、陈旧的和情色的描述走向一个更为陈词滥调的对肢解和拷打的描述。《美国精神病人》的文学艺术在于它的“生成—不可感知之物”的风格。我们从来都感觉不到是谁在讲述，也感觉不到一个划界的叙述者的存在。小说的中心人物贝特曼（Bateman）不过是他自己所援引的那些风格、标签和潮流而已。我们没有从一个分离的视角看到连环杀手；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感知到的强度和投注是既同时属于那个暴力的邪恶人物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
日常的道德论述，比如寓言、讽喻和肥皂剧，都是在善与恶的固定意义上进行操作的，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一个常识的和人类认知的视角。文学破坏这种感知者和被感知物之间的分界。我们不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组织判断的位置，而是与我们所遭遇的并构成我们的力量一起变成他者。这就是自由：这不是一种来自知道我们是谁的判断的自由，而是一种将我们从我们有限的自身—形象之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是一种面向生命的敞开。就这种自由的最简单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伦理的生成或自由是如何被固定的思想形象所束缚的。假如我们接受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是什么这些常识，那么我们就会简单地将那些被称之为“邪恶”的人物排除在外；我们好像就能够保持自身的良善、圣洁和“纯粹”，远离那些被认为是反对生命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解读方法，就可以要求一种对非人的愉悦和悲伤的知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肯定那增强我们变化（愉悦）的权力，并且对那限制我们的东西（悲伤）说“不”。我们通过愉悦所肯定的权力正是超越我们特定的自我的生命的权力。（假如我肯定我的行为是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扩展整个生命的权力；这是因为如此一种肯定是为了包括、扩展和创造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反，如果我肯定我作为一个杀手、种族主义者或道德卫道士的权力，那么我就会否定生命的权力和那些超出我的生活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加固了或扩展了我的感知边界而已。）德勒兹反对作为道德的两个对立面的善与恶，他追随斯宾诺莎的足迹，提倡在愉悦和悲伤之间的伦理学联系。悲伤的知觉是那些消解我的权力以及所有生命的权力的东西；而在愉悦之中，我会感知到那并非我自身的东西，从而扩展了我之所是与我将所是。
当然，在《美国精神病人》里面那个连环杀手的形象就是悲伤，他是一个悲伤的存在者，因为他只能吞食其他的身体，因为他不能对所有这些知觉或由他人开启的世界作出回应。但是如果一个道德化的观察者或读者将这个邪恶之人简单地看作是“邪恶的”，看作是人自身无辜生命的对立面，那么这也是悲伤。与道德化的谴责所不同，德勒兹建议我们获取一种产生悲伤的非人力量的充足理念。这意味着不再将邪恶看作是内在于某个人物的东西，而是去识别那些使生命反对其自身的欲望和投注。在《美国精神病人》这部小说里面，我们将连环杀手贝特曼的形象看作是由那些从来就不简单地属于他自身的也不完全区别于我们的形象和投注所构成。他的暴力以及狂热的自我—投注来自一种固化的美国个体的投注。他那健美的体格，他绝望的试图去体验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强度，他那自我激励的语言都不过是附加于他的性格之上的个人特征，因为这些是影响他性格的非人力量。《美国精神病人》是对一系列投注的诊断或“症候学”。在阅读之中，我们“变成不可感知之物”，这不是通过判断人物而是通过体验产生善恶判断的生命的力量而实现的。生成—不可感知之物不是某种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生成，而非存在。它是自由和感知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让我们向那流经我们的生命而敞开，而非预先通过一个善恶的体系将生命客体化。
○●文章选自○●
导读德勒兹
克莱尔·科勒布鲁克
著
廖鸿飞
译
.8
.10（重印）
重版出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导读德勒兹》一书已经重印出版。本次重印，我们结合大家对此书译、编方面的指正，对其进行了较大修订，希望新版能给大家一个更加准确和流畅的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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