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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访谈伦理学论恶

王振翻译

J:你辩称在如今的法国的哲学与政治话语中,“罪恶”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然而这种“不证自明”的方式,以及对于“罪恶”的定义都是有问题的。那么您所谓的“由我们达成一致的‘罪恶’”究竟是什么呢?此外,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

B:在法国社会中,将“罪恶”定义为“不证自明”并不是自古如此的。在我看来,其大体上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也就是那场大规模政治运动结束后。此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反动时期,一个被我称之为“复辟”的时期。在法语中,“复辟”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年。我们正处于一个相类似的时期。如今,我们将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代议制视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解决方案。任何革命理念都被视为乌托邦与彻头彻尾的罪行。我们被迫相信资本主义的全球蔓延以及所谓的“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不仅如此,全世界都在渴求美帝及其军警北约来当家做主。

事实上,我们的领导者与政工们很清楚:对于多数人而言,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可接受的政体。而且他们也知道:所谓的“民主”是一种幻觉。人民的权力何在?第三世界农民、欧洲工人阶级、以及遍布世界的穷人的政治权力何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残酷的事态,深刻的不平等——一切存在都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另一方面其却被作为一种理想推销给我们。为了妥善起见,执政党是不会将民主称之为理想或是完美的。他们转而会说其他政体都是恐怖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说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生活在邪恶之中。我们民主的确是不完美的。但是,比起血腥的独裁要好很多。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但是,也没有斯大林主义那么罪恶。我们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死于艾滋病,但是我们从未像米洛舍维奇那样散布种族-民族主义言论。我们用飞机去杀伊拉克人,但是我们不会像胡图族人那样用弯刀去割断人的脖子。

由此,邪恶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再有知识分子会为野蛮的金钱权力、及其形成的,对于政治权力被剥夺者,以及手工业者的政治歧视,但是多数知识分子会异口同声地说道:真实的邪恶是无处不在的。时至今日,谁还在为斯大林式的恐怖辩护,为非洲种族灭绝辩护,为拉美虐囚辩护?没人会。因为,对于邪恶的共识是确定无疑的。在不接受邪恶的掩饰下,我们终于让自己相信,我们拥有了——即便不是善的,至少是最佳的可能的事态——尽管这种所谓的最佳并不是很伟大。换而言之,“人权”不过是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会屠杀你,我们不会在洞穴中虐待你,所以你要乖乖听话,并且成为一个拜金主义者。于是,那些不想崇拜的人,那些不相信我们优等的人,美国军队及其欧洲走狗会让他们乖乖听话的。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丘吉尔也说过:民主(确切而言,即自由资本主义)根本不是最好的政体,但也不是最坏的。哲学总是批判那些通常的,显而易见的主张。“接受民主,其余都是邪恶的”这一显而易见的观点,正是一个必须被立刻清算与批判的观点。

我本人的态度如下:必须以一种细节化的方式审查当代“罪恶”理论,人权意识形态,以及民主概念。必须要揭露没有东西在引导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中重建真理权利,与善的权利。我们是否能够再度获得真正的理想以及真正的计划将取决于此。

正如您所言,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而言,邪恶与我们无关,邪恶是他人的梦魇。或者说,自由资本主义相信其已经有幸将邪恶驱除干净,并且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在当代人看来,内心邪念仍旧存在,而且非常强大。数十年来,流行电影及小说始终痴迷于“邪念”的主题(人们心中的邪念、家庭中的邪念、邻居的邪念)。美国的TimothyMcVeigh事件似乎再度引发了对于“邪念”(每个人都是有邪念的,美国是有邪念的)的政治担忧。就在一周前,AndreaYates,一位居住在德克萨斯,已为人母的女性,有条不紊地将自己的五个孩子活活淹死,从而引发了举国热议,讨论的焦点在于我们是否有控制邪恶的能力。从哲学层面上来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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