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躬自省的“医生”与拒绝被动的“病人”
——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学中的医疗与卫生话语
金理
（刊于《南方文坛》年第3期）
本文尝试通过“卫生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起来讨论文学家如何在修辞、隐喻的意义上借用种种医疗与卫生话语；以及这些借用中遮蔽的内容、凝固而成的“内外有别”的病理学逻辑；最后以一种理想状态中的病患关系的确立，来探究鲁迅对自我主体的塑造，以及这份资源在今天所提供的意义。
1“卫生的现代性”
“医学救国论”在近代的张扬始于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力倡改良医学的重要性：“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医学话语的兴起，不仅在实际意义上要求医治国人的疾病维护其身体健康，同时从身体过渡到国体，从保身保种过渡到救国救民，指向对百疴缠身的中国施以“新方”：“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五十年来讲求国是者，既审症之未真，故言战言和，亦施药之未当，否则笃守不药，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偿款，病日危重，至此伤寒存里，病入厥阴。……如不讲明病证，尽易旧方，垂危之人，岂堪再误？”
“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有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然存有一个著名的“弃医从文”的故事，但鲁迅只是在梁启超“保其心灵”与“保其身躯”的并列式中更强调前者（“改变精神”）的优先，“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用、作家的社会角色的界定等等，无不从医学话语中借用修辞术。“五四”启蒙者和维新思想家一样，都将社会、国家、种族看作一个病态的有机体，等待施以“回春之术”。
近代医学从属于“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在修辞的意义上又被视为启蒙的生动喻象，二者叠加更彰显出医学与卫生话语的权势地位。年，周瘦鹃在《礼拜六》上发表短篇小说《父子》，描写一个青年学生输血挽救遇车祸的父亲，不幸“总血管破裂”而亡。借今人的话而言，这个故事在“五四”后的氛围中可能堆砌着多重“政治不正确”：年轻的“子”（小说中称作“新派的学生”）杀身成仁去殉那古旧的“父”，家庭革命的时代中高唱“非孝声中还有一个孝子在着”，再加上现代医学知识的缺乏。随后郑振铎的批判文章《思想的反流》正围绕着这几点展开。更妙的是，对文学研究会并无好感的郭沫若此时也拍马赶到，面对共同的敌人“《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而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表示“愿尽力声援”，郭沫若在日本学过医，更有理由义正词严地嘲笑周瘦鹃对于输血法“没有充分的知识”，“我敬告周先生，不要那么惹人笑话了吧”。在新派眼中，封建旧道德和医学常识的隔膜正是“一家眷属”，都被视为落后、愚昧、“反流”的代表，由此也见出“卫生的现代性”在当时具有的权势。
“卫生的现代性”与身体的国家化趋势相伴随。甲午战败之后，知识精英将焦点从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民众的身体开始被塑造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新民说》），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话语中，新民之身体建构被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接下来的“五四”运动尽管高举启蒙大旗，但身体的解放基本上服务于国家的富强。根据学者的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身体的国家化趋势大致奠定，在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国民党政权始终无法实现政治与民众身体的有效整合（比如失败的新生活运动）。直到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和土地改革才找到途径。年代中期有一篇题为《卫生组长》的小说，主人公“我”是村里的卫生组长，这是一个“很落后的村子，卫生一点也不讲。村子里到处都是牲口粪，满年四季不打扫，人们天天都不洗手，不洗脸，吃着不干净的东西。婆姨养娃娃，就跑到牲口圈里去养。什么时候得了病，就请神官马脚来治。人人都是封建迷信脑袋，就像榆木圪瘩一样，三斧子五斧子劈不开”。小说前半部分描写卫生组长在“卫生一点也不讲”的环境中种种无奈与尴尬，突然一天“我婆姨”得病，昏迷，“说糊话”，母亲和丈母娘不顾“我”的反对将巫神请到家中，就在此时，“医院里的医生”从区里赶来，结果当然手到病除，“这样大家都信了医生”，巫神也接受了批评和改造。现代医学战胜了“封建迷信”，在叙事者讲述的这一医疗事件中，伴随着卫生进驻原先“落后的村子”，延安政权也渗透到民间世界、控制了乡村个体。由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现代国家政权与种种前现代的方式争夺对农民身体的医疗/治理的权力，后者在竞争中不堪一击，延安政权则找到了有效方式将国家权力与广大民众的身体联结起来。在上述对卫生和身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