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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南写石鲁狂歌当哭连载之二何海霞老

《中国商人?艺术投资》之钩沉

此刻,眼前的石鲁十分虚弱,动作迟缓,面色发青,乱莲蓬的头发杂乱无章几乎灰白了,其实那时他才50岁出头。

他坐到一把旧藤椅里,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时常歪向一边。他皱着眉头眯缝着眼听何老师谈一些朋友的遭际,不时欷嘘叹息,有时愤愤的骂出一两声,嘴巴神经质地嚅动着,下巴上下摆动。

我看着他们俩窃窃低语,时而伤怀,时而嘻笑讥谑,这情景使我感动良久。从小窗里透进的一缕淡黄色的光束,正映照在他们前额的白发上,像罩上一道圣洁的光环,片绚烂的云锦,霞彩里溶入了两位老师的身影。

《狂歌当哭》连载之二

何海霞老将我引荐给石鲁

李世南

秦川初夏已是麦熟时节,毒日下柏油马路发软烫脚,热气灼得人喉咙干痛喘不过气来,可我却得为了几斤精白粉挂面在热风中奔走,那是妻产后的配给,必须进城到指定的粮店才有供应。

我心急火燎地转到北大街口,迎而却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迈着悠悠的、款款的步子,好像脚底下踩的不是水泥板,倒是一片云。

这不是我的老师何海霞先生么?我不觉愣在那里。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何老师先笑眯眯地迎过来,依旧是一口软软的、不紧不慢的京话,轻轻如春风拂过水面。

早在一九六二年,我就拜何海霞先生为师。当时我在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业余美术学习班学习。教我们素描的老师中有一位画油画的蒋雄影先生,他身躯高大,说一口苏北话,话又说得很快,还常常不平则鸣,鸣了又无奈地叹口气,摇摇头,坐在那里发愣。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属于“戴帽改造的右派分子”。不过我们这些从工厂来的学员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待人真诚教学认真,我们都敬重他。他特别喜欢用功的学员,对我很客气,有时还请我到他家去坐坐。他住在两间平房里,画的油画只好塞在床底下,那都是些色彩斑斓,笔触豪放,颜色几乎堆起来的油画风景。它的风格与当时推崇的“苏式”油画,迥然不同,也因此与他的命运一样。

有一次蒋雄影先生主动说要带我去拜何海霞为师,他说他与何海霞、赵望云同是民盟小组的,很熟。我问他是否要行叩头礼,他说由他带去不用这些礼节。说实在的,如果叫我叩头,我也不好意思。就这样,没有叩头,也没鞠躬,何老师就认了我这个学生。

从此,我时常在何老师软软的声音里,十日一山,五日一水地跟着他学习山水画。他让我照他的写生稿一遍又一遍地临摹,临摹不好再重临,还常常亲自示范。他的传统功力是出类拔萃的,但他又能出新,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给我讲如何画柳树。他说树有各种神态,有的像龙钟的老人,有的像婀娜多姿的少女,有的肃穆,有的婆婆起舞。他边说边比拟着树的神态,忽而仰,忽而俯,做出各种美妙的姿势,十根兰花指像柳条般的柔软。他说起话来本就抑扬顿挫,此时我觉得他简直是个京剧表演艺术家。这些生动的讲课,使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中国画”。

“抗美援越”那时,出版社约他与我合作一幅打击侵略者的年画。他画坦克、椰林、远处的山峦,我画人物。他很能照顾我并协调画面,虽然他用的是传统的技法,却轻而易举就将烟火纷飞的战场渲染得有声有色。

与何老师第一次合作之后,不久我就去北京画连环画,一去经年。

“文革”开始之后,我在北京直捱到是年九月,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才回到西安“抓革命促生产”。我立即去美协看望何老师,不料美协大院里的画家十之八九都已成了“牛鬼蛇神”,批斗的批斗,隔离的隔离。何老师与张大千多一层关系,自然难逃厄运。

美协大院里人头涌涌,挤满了看大字报的人,从门口的马路到里面的墙壁上,铺天盖地是“揪出”、“打倒”的大标语,一切都已天翻地覆。

何老师一身旧布衫,佩戴着白袖章,拱背缩腰地在扫地。他依旧慢悠悠,安之若素的样子.只从搭拉下来的眼皮底下瞥了我一眼,一点表情也役有,继续低头扫地,仿佛从来也不认识我。我呆了一会只好离开。

那次之后,一晃五正没有见过他。

这不期而遇恍如隔世。师生相对,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他拉过我的手站到树荫下。他的手依旧那幺松软。我告诉他,我还在高压电瓷厂,前几年在延安搞创作,已经结了婚,刚刚有了个女儿叫萌萌。

他欣喜地喃喃道“好,好。”又仔细询问我的生活。他那么艰难却还关心着我,我十分愧疚。

他告诉我,他就要下放到庄旦县去。他说得那么轻松。好像要去体验生活似的,脸上全无颓色。

“那,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我心里难过。刚遇到老师却又要分离。

何老师想了一会,忽然问我:“这样吧,你认识石鲁吗?”

“见过,但不相识。”

“我看你的画里很有石鲁的气质,我领你去见见他,让你跟他学吧。”

这声音似乎从天上最圣洁的地方向我飘来,令凡难以置信。我不是在做梦么?

我心里高兴得怦怦直跳,呐呐地连声应道,“嗯,嗯……”

我己经不记得自己的两只脚是怎么跟着何老师走进美协大院的。

这已经是年初夏。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刚刚过去,美协大院下子显得十分凄清,只有墙上残留的层层标语,还在向人们昭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怎佯的浩劫。

我跟随何老师拐进前院一个小小的窄院。院子里住了两家,门首是石鲁,后面是赵望云。

我们的眼前是一间仿佛陷入坑里的半截子屋子,门很低,我们的头顶几乎要碰着屋檐。

这间屋子覆盖着一个大屋顶,瓦缝里长满丛丛枯草。十坯垒起的粉壁间支撑着灰砖墙柱,窗户小得可怜,仿佛睁着黑洞洞惊恐的眼睛,隐秘而忧伤。整座屋子已不堪岁月的重负。

屋子对面有一间用烂砖破板搭出的小窝棚,低矮而阴暗。木板条钉成的粗糙小门上挂着粗粗的铁链,铁链上拴着一把生锈的大铁锁。这里以前用来堆放杂物,年七八月间石鲁逃至四川广元被揪回来后,就曾经关押在这间名副其实的牛棚里。年4日,石鲁第二次发疯,整夜不睡觉,自言自语,不吃饭,人瘦得皮包骨头。他把衣服泡在石灰水里,把水灌进半导体收音机中,把手表拆开来改装,说要检测宇宙。于是,他被再次送进精神病院。到年底出院之后,石鲁仍被关在这个窝栅里。工宣队要把他送到干校去改造,他举起船桨从洞洞里捅出来,把工宣队的人吓跑了。

叩开门,我们下得几级台阶。幽暗的光线里,石鲁穿着一身淡赭色的卡叽布上装,由于瘦削而显得松松垮垮。他似乎直不起腰来,上身微微向前倾着。

何老师把我拉到石鲁跟前,恳切地说道:“给你带来一个人。这是我的学生,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你很仰慕。过几天我要去庄里了,把他托付给你,请多照顾。”

石鲁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和悦中透出一丝审慎。他微微点头应允,便把我们让进屋里。屋子里隐约可见杂乱地塞满了家什,拥挤不堪。一只旧立柜将屋子隔成两半,里面权作卧室,门口一张方桌暂可待客。墙上有多处石灰剥落,已经露出了土坯。地上是凹凸不平的青砖,芦席顶棚熏得发黑挂着蛛网。后来常见石鲁那段时间的作品上落有“写于长安芦屋”的下款,概缘于此。

现在,石鲁离我那么近,我拘束得手足无措,30岁出头的人此刻却像一个小学生。

自我第一次见过正发疯的石鲁之后,仅见过他两次。一提是文艺界“黑帮分子”大游街。他被“造反派”强行从精神病院里揪出来批斗。他的头上扣着一顶纸糊的高帽,那时所有的“黑帮分子”批斗时都顶着这样又尖又高的纸帽,这种做法延续着农民运动游斗土豪劣绅的革命传统,不过又有了发展。他的脖子上挂着巨大的牌子,细细的铁丝深深勒进度肉里,白牌子上写着碗大的黑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鲁”,并用红墨水打上血淋淋一个“×”。他被绳子牵着,那由于注射过激素而浮肿的脸,麻木不仁,目光呆滞。他两只手痉挛地抓住绳子,像一头被驱赶去宰割的羊,走在美术界“黑帮”队伍的前头。

美协对面的邮电大搂广场是大字报集中的地方,“黑帮分子”也每在此示众。有一次我与妻路经这里,正看见石鲁在那里示众。他高高的站在凳子上,九十度弯腰,挂着牌子,头发乱蓬蓬,看不清他的脸。旁边悬挂着一串他的“罪行”漫画,把他画成一个用脚指夹着毛笔画画的疯子,-群牛鬼蛇神围着他拍手叫好。一个“造反队员”举着一根木棒在他身上点点搋搋数落着他的种种“罪行”,不时振臂高呼“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围观的群众有响应的,也有看热闹的,那年月见多了这类场面,人们的兴趣也就淡多了。

我远近地站在人群后面,悄声告诉妻,那就是石鲁。

此后,“文革”剧变为武斗,硝烟弥漫,血风腥雨。年,听说石鲁不堪忍辱逃往四川,在广元的荒山野岭里饥食田中的玉米,被当地农民当作空降特务抓起来。他竭力分辩自己是石鲁,农民哪个知晓石鲁是何许人,不由分说扭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也不相信这个浑身长满虱子,蓬头垢面的家伙是什么美协主席,便通知西安,西安方面说确实跑了个反革命分子石鲁,这才派人去揪回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重新关进“牛棚”。

接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西安某区文化馆一个美术干部因为写了“反动日记”判了死刑,吃了枪子。石鲁公然书写辱骂“四人帮”的“反诗”,本也在死囚榜上,幸朋友们多方奔走,精神病院医生作证,方得幸免一死。

此刻,眼前的石鲁十分虚弱,动作迟缓,面色发青,乱莲蓬的头发杂乱无章几乎灰白了,其实那时他才50岁出头。他坐到一把旧藤椅里,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时常歪向一边。他皱着眉头眯缝着眼听何老师谈一些朋友的遭际,不时欷嘘叹息,有时愤愤的骂出一两声,嘴巴神经质地嚅动着,下巴上下摆动。

我看着他们俩窃窃低语,时而伤怀,时而嘻笑讥谑,这情景使我感动良久。从小窗里透进的一缕淡黄色的光束,正映照在他们前额的白发上,像罩上一道圣洁的光环,片绚烂的云锦,霞彩里溶入了两位老师的身影。

该告辞了。何老师对着石鲁拱拱手道:“石公必传。”石鲁慌忙摇手,连连说:“不敢,不敢。”一直送我们到门口,然后叫我下次带点画给他看看,我赶紧点头。

走到阳光下,蓦地睁不开眼睛来,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缕饱满的亮色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未完待续)

《中国商人》传媒机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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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杂志社主办的

“中国商人美丽产业联盟领秀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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