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我在八、九岁时，手腕长了个不小的腱鞘瘤（ganglion），那位和蔼可亲的家庭大夫轻轻地握着我的手检查，突然间，他用另一只手偷偷拿着的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猛击我的手腕，敲破膜鞘瘤。莫名其妙的一阵剧痛之后，治疗结束，也免除了大费周章的手术。像这样慈悲为怀的专断作风，在精神病学里头可有容身之处？结果无懈可击，键鞘瘤一举根治。可是整整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不愿意和医师握手。
年事已高的业师怀特洪（JohnWhitethorn）教我一个诀窍，透过治疗关系的特性诊断“精神病”。他说：如果心理医师再也看不出他和病人齐心协力在改善病人的心理健康，即可断定这个病人是精神病患者。根据这个标准，索厄无疑是精神病患者。要他拆开那三封信，我不啻是技穷之黔驴。要使他积极一点儿，要使他能够逍遥一个下午逛街，我无异于独木欲擎天。我只有一件事还可奋力一搏：医院，同时避免他自杀。
正在我进退维谷之际，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在某一次出诊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索厄的消息，说他背伤已大有改善，可以走路了，明天会到诊疗室看我。翌日见面，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在他开口之前，我就看出他彻底改变了。以前的那个索厄突然回到我身边。绝望透顶、丧失人情、面无笑容、不识自我的那个索厄不见了。他精神失常历时数周，任凭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叩关无门。现在他突如其然破茧而出，恶梦不着痕而叙情一如故。
只有一样东西如此神通广大：那三封信！
索厄也没有卖太久的关子。前一天，他接到同事的电话，要他复核一个经费补助申请案。在对谈的当儿，朋友随口问他有没有听到柯博士的消息。索厄一时忐忑，答说他卧病不起，几个星期来都没有跟人联络。同事说柯博士因肺栓塞（pulmonaryembolus）猝死，接着描述他的葬礼情形。索厄几乎忍不住要打断他的话大叫：“我才不在乎谁同他在一起、他怎么死的、葬在哪里、谁在追悼会上致辞！只要告诉我他死亡的时间就好了！”索厄终于知道正确的日期，心里一盘算，他确定期刊寄达时柯博士人已作古，因此没有机会看到他发表的文章。柯博士没有发现！那三封信刹时失去魔咒，他打开抽屉拆信。
第一封是在斯德哥尔摩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朋友写的，要求索厄写推荐函以便申请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职。
第二封是柯博士的讣闻，附有追悼会的日程表。举凡斯德哥尔摩研究院以前的和现在的研究员与教师，都会接到这一封讣闻。
第三封是柯博士的遗孀姗写的短笺。大意是说：索厄谅已闻悉柯博士之凶耗，鉴于柯博士生前多方推祟索厄，因此寄出她在柯博士书桌上发现的一封未及写就的信，柯博士泉下有知必表赞同。索厄递给我柯博士的亲笔函：
亲爱的索教授：
我计划前往美国一趟。这是我十二年来的第一次美国之旅，我很希望把加州列入行程，如果你在家而且乐意见我。我非常怀念和你聊天的那一段日子。在这里，我一直觉得孤单——斯德哥尔摩研究院的学术气息冲淡了人际情谊。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合作没能开花结果，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能够认识你这个人。我拜读大作，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年，深感敬佩。
另有个不情之请——
信就在这儿中断。也许是我太会联想，不过我认为柯博士也有所求于索厄，一如索厄在他身上寻求肯定。这是后话，暂且表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由于这封信，索厄杞人忧天的疑虑一扫而空；信中流露的显然是接纳、温馨与敬意。
索厄当然也看得出这一点。这封信是大旱之后的甘霖，天降特效药。他的抑郁以及不祥的“生理”征象转服不见踪影，他开始认为数周来的想法与行为乃是自我疏离（ego-alien），连他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他很快就重建我们的旧关系，旧情不减当年，谢谢我与他心连心，并且为几周来添我操心烦恼的事致歉。
他的健康恢复了。准备结束治疗，但同意再来两次，分别满一个星期和一个月。最后这两个时段，我们试着把这一段遭遇理出一个头绪，并拟定对于未来潜在压力的应对之道。我多方面探讨他令我感到困扰的行为，包括他的孤注一掷、他的自我贬抑、他的失眼与厌食。他的复原情况十分理想。两个时段结束后，没什么要做的了，我们也就互道珍重。
事后我想到：索厄既然会判断柯博士的情感如此离谱，很可能也会误解我的感受。他真的明白我对他有多关心？我衷心希望他不时放下工作，好好到联合街逍遥一个下午，他真的了解吗？我很想找机会和他叙旧，即使喝杯咖啡也好，他能了解吗？
遗憾的是，我从没告诉他这些想法。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一年之后，我得知索厄已过世。他过世后两年，我在宴会上遇到一个年轻人，刚从斯德哥尔摩研究院回来的，我们长谈他在该研究院作一年研究的经验。我告诉他，我有个朋友叫索厄，在那儿客座过。他知道索厄。事实上，他能获得奖助，部分要归功于“索厄的遗嘱，使得我在任教的在大学和斯德哥尔摩研究院有什么关系”，个中详情没人清楚。我心想：莫非是索厄在他的遗嘱中捐赠五万美元给斯德哥尔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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