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时段，在两天后，进行的方向大同小异。索厄想送五万美金作礼物的动机非常强烈；我一本初衷坚决反对，接着溯源探讨他乐此不疲的破财消灾行径。
他讲到第一次与金钱打交道的经验，心酸骨寒。从十岁开始直到十七岁，他在布鲁克林卖报纸。他的叔叔——大老粗一个，索厄很少提到——在地下铁道入口附近为他占到一个地方，每天清晨五点半就把他丢在那儿，三个钟头以后再来接他去上学，也不管他天天迟到十或十五分钟。因此，使得他天天在老师的申斥声中展开校园生活。
他七年售报所得涓滴不漏交给婶母，仍嫌菲薄，因此开始订定不可能达到目标的每日售报量。没有达到目标，他就处罚自己，当天的晚餐不许吃或只能吃半饱。他因而学会慢慢咀嚼，对食物“不屑一顾”，或重新安排餐盘里的食物好使量看来少些。即使慑于婶婶或叔叔的眼光而不得不吞下肚——他才不信他们关心他的营养——他也学会在餐后躲进浴室静静吐掉。正如他一度试图付钱买亲情，他现在也想尝试付钱买柯博士和斯德哥尔摩研究院的信任。
“我的孩子不缺钱。我儿子开个冠状动脉的小刀就赚进两千美金，一天动两次手术是常有的。我的女婿年薪六位数。与其留下来让两个前妻你争我夺，我宁可现在送给斯德哥尔摩研究院。我决定了，就送五万美元当礼物。干嘛不送？我付得起。我的社会保险给付和大学的退休金还超过我生活所需。我会用无名氏的名义。我可以把收据留下，到时候如果一发不可收拾，我可以提出证据说我已把钱归还。就是这些都派不上用场，那也没关系。这是公益，是我所知道最有意义的事。”
“重点不在于决心，而是在于你的方法和时机。同样是做，想要做和必须做以避免危险大不相同。我相信你现在的是‘必须’的模式。如果捐出五万美元是个好主意，那么延后一个月捐仍是好主意。相信我的话，索厄，最好不要在压力极大或——正如你自己说的——不能保持冷静的时候出现不可挽回的事。我要求的只是时间。先暂缓捐赠，等到危机过去，等到信拆了，再捐不迟。”
他再度点头同意。我再一次开始怀疑他已经寄出五万美元却不愿告诉我。他果真这么做也不奇怪。在过去，他有许多羞于启齿的事，我因此规定每个钟点的最后十五分钟为“秘密”时间，要求他狠下心来，说出那个时段隐而未吐的秘密。
索厄和我用这个方式进行了几个时段。今天我赶个大早到他家，走进门来，门不知怎地半闭半开，就在索厄床畔诊疗，他平躺在床上，说是背痛，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过，诊疗工作似乎很不错。虽然关系不像以往那般热络，我还是按部就班克尽心理医师的传统职责：指出行为常模并说明其意义；帮助他了解何以这三封信使他如临世界末日，让他明白这些信不只表示眼前不幸的遭遇，更是象征他平生寻求别人的接纳与嘉许。他追寻心切已是走火入魔，结果不堪自己心头的压力。就拿这件事来说，要不是他急切渴望柯博士的嘉许，他不至于舍正途却搞得焦头烂额——在正常情况下，他只要让柯博士知道他们合作的工作进度也就够了。
我们追溯出这些行为模式的发轫阶段，童年时总是“最晚睡，最早起床”，青春期如果卖报纸不够多就不吃饭，婶婶的叫嚷“这个孤儿得要打针吃药”：这几个情景都是高度浓缩的心象，亦即傅科（Foucault）所称的“反射主题"（episthemes）结晶的形态呈现早年生活的常模。
但是索厄不能领会这种治疗的价值，陷得更深，每次见面都比上次更灰心丧志。说话不再有抑扬顿挫，表情愈形僵硬，愈来愈不会主动开口——幽默感消逝无踪，也不晓得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他不只是狗眼看自己低而已。举例来说吧！我提醒他，他在斯德哥尔摩研究院无偿授课，院里同仁与后进均有获益。他说，那里的学生都是一时之选，碰到他这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倒退了二十年！我边看自己的手指甲边听他把话说完，然后面露微笑抬起头。以为会在他脸上看到挖苦、戏谑的表情。可是，我打了个冷战：他一本正经，认真得很。
他愈来愈常谈到他写的论文中剽窃别人的观念、一生糟蹋殆尽、婚姻毁在他手中、对学生评分不公等话题，一说就是没完没了。他夸大其辞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骨子里就是认为自己无足轻重、毫无价值。讨论到这些事情时，我想起我刚担任住院医师时接手的一个病人。他是个农夫，红脸褐发，精神不正常，硬说他已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逾三十年来，我不曾想到这个庄稼汉，也忘了他的名字，索厄的行为把这个农人带回我的记忆，足以说明他们的症候互为伯仲。
索厄有严重的厌食症，体重急剧减轻，睡眠极不安稳，自裁的幻想接二连三，饱受折磨。他现在困扰、苦恼、充满焦虑，这是精神病发作的前兆。种种不详之兆愈来愈明显，从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一目了然。我们共处一室，全无人性关联：索厄和我不再以朋友相待，不再是有难同当的盟友，不再一起笑，不会互相接触——心理上如此，形体亦然。
我开始把索厄客体化（Objectify）：他不复是个受抑郁之苦的人——他就是一个“抑郁”。更明确地说，他就是《精神异常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所说的，一个“重性”抑郁症（a"mayor"depression）病情严重，属于复发、忧郁型，症状如下：情感淡漠（apathy），精神运动迟缓（psychomotorretardation），失去活力，食欲不振又睡眠失调，胡思乱想，类偏执（paranoid）与自杀的倾向（见DSM-III,code.33）。我在想着有什么药物治疗能派上用场医院。我向来就不喜欢治疗濒临精神病边缘的病人。在我的心目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心理医师在治疗的过程中与病人当面沟通并且建立关系。但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是我遮遮掩掩而他躲躲藏藏。我跟他共谋串通，假装他真的背部撞伤。如果他真的卧病不起，谁帮他起居？谁喂他吃饭？可是我没问过他，因为我知道这一类的问题只会逼他更退缩。最好是别去问他；要想知道他的情况，问他的子女就可以。伤脑筋的是五万美元的事，我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如果索厄已经寄到斯德哥尔摩研究院去，我不应该建议他们退还这笔捐赠吗？或者就央他们暂时代为保管？我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吗？我有这个责任吗？我如果没有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违背职业道德？
虽然索厄的情况使得我没有信心进行“挤脓手术”，我仍然常想到那三封信。我穿过他的屋子走进他的卧室时，忍不住四下瞧瞧，想找到他藏信的那张书桌。我该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学起警犬的模样去翻去找，把信拆开，念给他听，让他恢复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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