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内心的困境与挣扎
——马晓丽小说的一种读法
作者：傅逸尘
“在此文中，我企图尝试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或曰批评文体。按阅读顺序，“真实”记述当时的感想，将文学性与学理性融为一体。做了十年之久的批评，始觉得，批评既不是学问，亦非研究，目下结构严谨、逻辑思维缜密的长篇大论很难企及批评的“止于至善”之境。转瞬即逝的文学灵感与思想火花虽有悖于逻辑化与学理化的现代批评，但它的“初心”与真实使得那一刹那的存在有如出水芙蓉。我以为，当下的批评缺少的就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诚。尝试之故，不知以何名之，暂谓“笔记体批评”。或许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批注有相似之处，但味道终归不同。
——题记
对立冲突的小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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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尚的说法，马晓丽当属美女作家。作为晚辈这样称呼似有悖伦理，但就如同词语的“后现代性”异化一样，长幼的伦理色彩在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正在被时尚语词日益消解，伦理中的礼仪性似乎有所弱化，增长的是人性中的自信与平和，还有一份近百年来几近丧失殆尽的达观与幽默。我不认为这种嬗变只是浅表化生活的滥觞，它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与文化。向着“后现代性”转型的中国社会，碎片化、抹平深度、反讽、戏仿等正在植入日常生活，价值与理想沦为虚幻与泡沫不再是危言耸听，更多的人更加认同浅表化生活就是生活本身，连荷尔德林所谓“诗意的栖居”也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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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性”的世俗化语境里，美女作家马晓丽在她的小说里似乎走着一条与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相反的路径，她非但没有淡化人伦关系，相反，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对立与冲突，切入人物与故事，并在随后的叙事中展开残酷的人性较量。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俄罗斯陆军腰带》、中篇小说《云端》，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无不如此。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近百年的中国，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生活总是处于一种严峻的状态，人性总是经受着我们不愿直面的政治或道德伦理的拷问；但是，这种极端的对立与冲突并非生活的常态。也就是说，马晓丽的小说是在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非常态的人性予以概括和强调。文学与生活现实的悖论是无法构成问题的，构成问题的是美女作家马晓丽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极端的角度进入小说叙事？又何以对人性中最为隐蔽的内心世界兴趣盎然？绕过或者回避这个问题，似乎就失去了与马晓丽对话的基础，甚至于将马晓丽小说所具有的思想高度与哲学意味丢失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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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题材所决定的吗？这是最容易想到的选项，在我看来却不尽然。军人思维的惯性使然？军人总是要明确谁是他的对手，或敌人，马晓丽的文学视角在对立与冲突中漫延开去也不无道理。不过，这样的认知或解读总让我觉得有些牵强与浮浅；也就是说，没能更深入，或切近作品的本相与作家的思想内核。从小说或散文的表层看，马晓丽似乎是在现实主义一路；但进一步探究作品的内在思想与精神，却是沉浸在现代主义叙事的“深度、焦虑、恐惧、永恒感”之中。这是我们深度解析马晓丽小说与散文的根本所在，这一点，从她的随笔《九级浪》中可见端倪。
《九级浪》：自由心灵的隐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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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九级浪》是一篇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直抒己见且激情澎湃的随笔。马晓丽以悲悯的情怀，将苏联斯大林专政时期的一代文豪高尔基内心的矛盾、痛苦、纠结、挣扎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索尔仁尼琴、米沃什、伊姆雷、昆德拉和克里玛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更加反衬了高尔基人生最后阶段的悲剧色彩。专制时代里，驯服者与不肯合作者之命运令人唏吁不已。马晓丽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自白：索尔仁尼琴、米沃什、伊姆雷、昆德拉和克里玛都是在精神驱动下的自主选择，他们都是自我心灵的追随者，是精神的探寻者和追问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强者。他们坦诚地直面这个充满了谬误的世界，早已抛却了个人层面的利益计较和狭隘情绪，所以他们诚实无我，所以他们没有仇恨，所以他们平静从容，所以他们能够占据哲学的高度。关于这篇无关小说的随笔我想多带上几笔，因为马晓丽通过这些文坛巨匠的苦难命运，从另外一个角度建构人的内心的困境与挣扎；也因为他们非凡的经历与影响力，让我感受到一种思想与精神的震撼，从中获得对马晓丽小说叙事思想与哲学思辨的体认亦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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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尔基回国时，享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苏联政府还专门给了高尔基一栋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豪华住所。此前，高尔基曾写下这样充满激情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但在感激涕零之后，他还能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吗？马晓丽写道：我们已无法知道高尔基当年究竟承受过什么样的精神压力，经历过什么样的内心挣扎，只知道回国后的高尔基开始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加入了颂扬斯大林的大合唱，并在其中充当了最谄媚的高音。马晓丽并不就此收手，她还将另外几位经历过斯大林化时期的作家拉来与高尔基比较，采用的仍然是她小说中对立与冲突的方法。回国后的第二年，高尔基决定接受斯大林的“微妙的使命”，去索洛维茨劳改营参观视察。四十年后，此次视察成为索尔仁尼琴在巴黎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里最著名的一个章节，里面讲述了受尽虐待的索洛维茨岛上的犯人们，如何期待着高尔基的出现，如何期待着高尔基能像从前那样坚持正义解救他们。回到城里后，高尔基立刻发表了文章，宣传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良知——高尔基终于摈弃了这个作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年，衣食无忧的波兰驻法国外交官米沃什悄然离开使馆，从此走上了自我流放的艰难道路。匈牙利的伊姆雷和捷克的昆德拉、克里玛在日后同样受到了困扰，同样面临着最后的抉择。在经历了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伊姆雷仍然决定留在匈牙利。他说，我必须“从那些正在被施加催眠术的大众中走出来，从那种使得你没有个性没有命运的历史中走出来。”由于参加了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和对苏联入侵的批评，昆德拉被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发表任何作品。苏军占领捷克之后，克里玛带着全家去美国讲学，很多朋友都劝克里玛不要回国了，因为当时他在美国有工作有房子，而回去有可能会坐牢，甚至死亡。但克里玛不愿当流亡作家，执意要回到捷克去，他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可想而知，这些文学巨匠在那样极端的时代里经历怎样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但他们为了真理与自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思想精神的“不归路”，不仅建构了强大的内心世界，自我人格也在残酷的搏击中实现了升华，与他们伟大的作品一起永恒不朽。
“精神分析”：马晓丽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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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弗洛伊德多少有些偶然，而且让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惊讶。是在读完中篇小说《云端》之后，紧张，甚至有些惊惧的感觉慢慢松驰下来。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昏暗，书屋向北的窗外一片冬天才有的混沌与迷茫，楼下快车道上车流像一条条彩练一样飘荡，人行道上的行人则有些影影绰绰。书桌上的茶水已经凉透，而两个名之云端的女人的形象也像窗外的天空与景物一样暧昧起来。《云端》当然有思想性，这思想性以隐喻的方式藏匿于两个女人的战争之中，突显在读者面前的是女性内心深处的博弈；因此，它更接近西方的所谓心理小说。弗洛伊德，他的影响了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学大家的“精神分析”学说，瞬间充盈了我的脑海，《云端》像水墨在宣纸上洇开去一般，清晰在我的眼前。我记住了那个混沌与迷茫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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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谈及艺术的时候认为，艺术家要突破人的意识层面，进而深入到无意识的奥秘之中，提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实现人物精神的升华。确认马晓丽是否受弗洛伊德影响对我而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弗氏的“精神分析”观点能否让我深入，或切近马晓丽小说的本相。我的选择具有相当的风险，但这风险让我多少有些迷恋，那种对未知的风景的向往。马晓丽选择对立和冲突的角度切入小说叙事，这是人物展开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人的内心真实，尤其是无意识的那一部分，会在利益或生命攸关的时候不自觉地、尽情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刻画人物性情，或者塑造人物形象无疑是最佳时刻。这样的想法与弗氏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关联或遇合。马晓丽显然也意识到了人类的另一弱点，往往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困境，更不想承认自己在困境中的挣扎；于是，她以建构的姿态将这一人心最奥秘的部分在小说中呈现出来。如同悲剧将美好撕破给人看一样，马晓丽要将无论是崇高，还是丑陋，但却是最真实的东西，剥洋葱般地一层层地撕开。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中，如此着力于这一思想，或哲学向度的似乎并不多见。对立冲突所形成的戏剧性和紧张感自不待言，小说的可读性随之增强，而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动力的形成自然成为可能。这一方法，在马晓丽的小说写作中驾轻就熟，而且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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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赞同弗洛伊德“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的结论；但他接下来的观点还是让我多少有些认同，“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把握着现实。”马晓丽在文学性地建构人物的困境与挣扎之后，用诗意来升华人物的形象与精神，让小说重回现实。至此，她的“白日梦”得以完整实现。
《楚河汉界》：在理想与现实间搏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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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马晓丽的小说是在年的秋天，初读《楚河汉界》的感觉是不像出自女作家之手，而且几十万字，居然从头到尾笔力不减，没有力不从心之感，亦没有明显败笔之处。当时，我对《楚河汉界》的北京医院治疗白癜风多少钱白癜风专家团
